我的父亲母亲

二

母亲的父辈（我的外祖父们）兄弟七个，也都曾经辉煌过。

不知始于何年，这老哥几个却大多染上了抽鸦片的劣习；于是，家道中落，年轻而要强的母亲便主动撑起了这个家。家中一应大小事务，姥爷们都听从她的调度，这样也就耽误了她的终身大事。那个年头，20岁出头已是老姑娘，姥姥们才开始着急。

多才多艺的舅舅曾跟我父打过交道，对这位“老大哥”颇有好感；听说父亲丧妻之事，便主动要给他说媒。俟定亲之时，父亲才知道舅舅所说的是他自己的姐姐。

在姥姥们哭天抹泪的送别声中，“孩子，委屈你了，让你好端端的一个大小姐给人家去做填房呀……”母亲离开了她一直主持家务的娘家。

此刻，接亲花轿停在我家门前。母亲蒙着红盖头，垂着头，跨过黑漆大门的门槛，走上红毡；乌黑的发髻上，横插着根金钗，钗头的珠凤纹丝不动，她轻移“三寸金莲”，脚步永远那么轻盈，又那么稳重。

大厅中所有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

她知道人们都在注视她，可是她的姿态却和她平时独自走在无人处时，完全没什么不同。她的清秀和庄重，都同样被人欣赏和羡慕。

案上红烛高燃，将一个全金双喜字映得更加熠熠生辉，就像父亲的人缘一样。

父亲正面带微笑，看着他新婚的妻子；在司仪的引导下，两个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接着夫妻对拜。眼前唢呐齐鸣，锣鼓喧天，这热闹而显赫的表面繁荣，囊空如洗的父亲深知背后隐藏着什么，却不改初衷，“管它呢，车到山前必有路！”

人们都在给他道喜，但他的微笑却仿佛只是为了母亲一个人发出的。因有耳闻，他明显对母亲很满意。

母亲感觉到了，却并没有以微笑回报。她知道所嫁到的这个村是个有名的穷村，父亲所展示出的一切经济繁荣表象也不过是泡沫经济而已；再者，刚出嫁就要做继母，对自己也将意味着何等的艰难！但她一向很认命，一个像她这样的老姑娘，既不能有自我，也不能有痛苦，因为连她的生命都是属于别人的。所以她无论是要笑，还是要流泪，都要留至夜半无人处。

“忠爷，”婚事总管匆匆赶来，附在父亲耳边说，“本没打算开这么多席，可眼下没接到帖的也来了不少，这不，连山东那边也来人了……”

“连山东也来人了？”父亲诧异道。

“是啊，山东也来人了！”话音刚到，那个贩牲口的山东人已带着一群人站在父亲眼前，“不欢迎吗？忠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说一声？”说着话，那些贺礼已重重地撂在大厅里。

总管见状转嗔为喜，“忠爷，虽说没安排这么多酒席，但现张罗也来得及；哈哈，看这阵势，这桩喜事不仅不会赔，还要大赚呢！”

父亲对来人心怀感激，一边使眼色示意总管不要这么说，一边赶忙迎上前去寒暄，招待客人。也不由暗自感慨道，“不期大家如此捧场，还真解了燃眉之急。”

婚宴开了上百桌，有官面上的人，也有村民，还有各地赶来的亲友……

大家觥筹交错，一通神侃。

“你说也怪了，这个忠爷虽然脑子非常好使，可也不是忒能说会道，做吗哪里有不解的矛盾，只要他一出面就能化解呢？”

“这你还不明白？”牲口贩子搭话了，“哪里有矛盾，不是靠他的那个吗……思想工作化解，而是人们看他的面子，他一到，人们就不好意思再闹了！”

这些话，听在母亲耳朵里，心里也不禁喜滋滋的。

婚后，母亲上敬公婆，下疼继子女，和小姑小叔关系也好得不得了。

父亲常年在外边跑，而母亲又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她自小学会理家，来这里后更是如鱼得水。先是使得仓房里粮食满囤，接下来又置田产又置家具。几年后竟然开起了木匠铺，打门窗还打棺木。而她的娘家，却日薄西山，一年不如一年。

父亲交际甚广，家中终年客流不断；即使有再大的聚会，母亲都是一人操持。每逢集日，拜访者纷至沓来，母亲几乎刷不干锅，最多时午饭竟然做了11次。此外，常有人求父亲办事，其中也有官场中人遭遇逆境，求父亲为他与上司斡旋；这些人甚至会在我家“住闲”，母亲也像对待亲人一样伺候他们。

听母亲说，那时无论新老县长或新老警察局长交接，都要邀父亲合影；父亲坐在当中，新上任的和卸任的县长或局长则坐在两旁。抗战爆发后，日寇、国军和八路军三股势力在这里形成了拉锯战。看中了父亲在当地的影响力，这三股势力都在争取父亲；八路军在当地打游击的司令员肖华（解放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就亲自找过父亲，邀请他出任八路军参事。

为了不得罪各方，父亲谁也没答应。他干脆离开家乡，到天津去做生意，开店。

这是一个寒冷冬季的晚上，屋外飘着雪花。

父亲刚从天津回到家，坐在暖炕头与叔叔一起对酌。

吃完晚饭，母亲正要收拾碗筷，门外突然想起了枪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