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见：写给曾经信仰的法律
南都评论员 萧锐

自打进入媒体工作，已经有好几次，有不曾谋面的乡亲、同学甚至老师，打电话联系，诉说落到自己身上的那些遭遇：基层选举，强拆还有土地纠纷。每次找到我，大多已穷尽了自己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能量，往往没有什么结果。死马当活马医，希望可以有媒体介入，最不济也先在网上传播一下，抓住最后一株稻草。

故乡沦陷，这已不是个别人的感受，越来越多的人，被地方高歌猛进的发展甩下了战车，哭不出声，喊不出痛，也难以寻求丝毫的权利救济。可是，媒体真的就可以有能力，给所有悲观的人们以期待吗？“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一句话，一篇抒情的南周新年致辞，曾经激励了不少人，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无力者，越来越浓厚的悲观，真的会得到安慰吗？

上个月回学校，在法学院的楼道里，遇到引我进入法学学科的老师，一位安于书斋与清贫的学者，站在楼道里，给我讲述自己老家的遭遇。楼道里的光线很暗，有些反光，老师的面容显得很憔悴，远没了当年在课堂上给我们大段诵读陈寅恪名篇的神采飞扬，“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老师的弟弟，在老家种地，耕地被村里强行收回，因为是城郊，土地变得值钱起来了。2.8亩地的一个小纠纷，居然真的就求告无门。学了十多年法律、在大学又教了十多年法律的哥哥，所能想到的维权途径，当然首先是诉讼，但这样的案子，在司法实务中却连立案都是奢谈。看了老师操刀的情况反映材料，援引了不少法律的明文规定，字里行间，满篇心酸。老师说，知道我在媒体工作，看是否能通过这一途径，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我知道，类似的事件在媒体那里，太小，甚至毫无新闻点，很难寄望媒体介入。而本地的那些报纸，对这些话题，是连碰都没法碰的。更何况，即便侥幸报道出来，与事情的真正解决，还有天上地下的差距。在微博上，至今还每天能看到，写奔丧日志的复旦博士@古寨村孟建伟，依然在苦等结果；朔州强拆命案的儿子@吴瑞曹，还在不停的艾特着各类大V，希望转发出奇迹。怎么办，怎么跟老师说，我踌躇了很久。

咬了咬牙，告诉老师，我们同一届的某同学，也是老师的学生，其父就是该市的实权派官员，或，许一个电话，事情就可以解决了。帮老师联络上同学，给老师留下联系方式，匆匆告别。希望真的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尽管，这有违老师对我近十年的法学教诲。我知道，每一次这样的现实逆袭，都是在胁迫我们向曾经信仰的法律告别。或许，曾经信仰，已然是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