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激情会受到追捧，理性反而可能被群众忽视、鄙视。当然，激情永远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能否走出激情的陷阱，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挑战。
——秋风
这是一个评论的生产与需求均呈现旺盛势头的时代。
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次“时评热”是1896年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掀起的，并且一直持续到整个晚清时期。第二次“时评热”是20世纪40年代，以《大公报》、《观察》的评论为代表。从1998年开始，中国兴起了第三次“时评热”，而南方都市报就是其中较早开辟时评专版、且长期坚持、发挥了较大影响的媒体。该报将近年发表的若干时评结集出版，从中可以窥见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时代的认知。
第三波繁荣
时评的第三次兴起有其内在的逻辑。
一方面，从媒体的角度看，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互联网的繁荣，出现了所谓的信息爆炸。尤其是新浪的成功促使主要中文门户网站都纷纷转向重视新闻，人们身陷高度同质化的新闻泛滥之中。无数问题呈现到人们面前，部分具有公共精神的新闻消费者希望进一步获得关于新闻的分析、判断和见识。时评的潜在需求逐渐形成。
不过，即使没有新闻的泛滥，时评也依然会兴起。分析上个世纪之交和40年代的评论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即社会处于大变动时代，社会问题丛生，但各方面对于时局又没有丧失信心，相反，各方都相信问题应当也可以予以解决。因而，各方竞相提出自己的方案，社会中存在着广泛而激烈的观念、价值之争，政府也一直面临重大的政策、战略、策略等方面的抉择。在这样的社会与观念环境中，媒体的作用相对突出，具有不同理念、价值的知识分子通过时评这样一种观念速食品，将自己所认同的理念、价值及据此形成的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传达给公众，在公共空间进行竞争。
90年代末的情形与此颇为类似。中国经过2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社会方方面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市场的力量、法治的力量遭遇了旧体制的天花板，下一步该如何选择，究竟是深化改革，还是停留在这种“中间阶段”，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愿景和方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思想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理念与价值之争，这些发生在学术思想层面的争论，通过知识分子的时评写作，溢出到公共领域。
而这种产品，正好满足了人们对于价值与理念的渴望。过去若干年的变革已经让人们意识到，哪怕是很细微的制度变革也与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但并不是所有的变革都会有利于自己。因而，人们普遍地关注变革，并希望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及时地把握每一项具体的变革的准确含义。这样，时评这一创新性文体被部分媒体推到舆论市场上后，立刻受到受众的欢迎，从而形成了时评的复兴。
商业化之福
90年代中期以来媒体领域的商业化，则为这种供需的匹配，提供了合适的载体。
应当说，媒体领域尚没有真正的市场化，只是部分市场化。政府不再为媒体提供全额财政支持，媒体必须自己创造利润，养活自己。于是，部分媒体创办了商业化色彩较为浓厚的新型媒体，与时评兴起关系最密切的是都市报。
媒体的商业化确实促成了媒体的娱乐化、甚至是庸俗化。但同时，商业化也强化了部分媒体的责任意识。人们总是本能地不信任市场，以为在文化、媒体领域，商业化及竞争的引入，必然促使文化生产的粗俗化。商业化的媒体只有迎合受众的低俗需求，才能维持生存、获得利润。
但这种偏见其实是对受众的误解，这些人的假设具有双重谬误:第一，它假设，受众只有一种低俗偏好，喜欢新闻娱乐化、版面庸俗化，只喜欢暴力色情、奇闻趣事。第二，它又假设，所有媒体人都没有任何判断与自我约束力，为了追求利润，让自己的报道策略完全服从于受众的低俗偏好。
这两个假设当然都不成立，或者至少对部分受众、对部分媒体是不成立的。市场是与垄断、与单一化相对立的，市场必然意味着多元化。确实会有很多受众喜欢明星八卦，喜欢色情暴力。但也必然会有一些受众喜欢严肃的新闻与评论。这也意味着，有些媒体人会洞察到这部分受众的这种偏好，并致力于满足他们的需求。那些具有社会责任心和公共精神的媒体人会发现，存在一个严肃报道与评论的细分市场。在这个细分市场上，严肃性本身就是卖点。
假如对于人性有更理性的估计，对于市场机制有更深刻的理解，则下述看似矛盾的现象就并不让人惊奇:一方面，不负责任的八卦新闻主宰很多媒体，但同时，严肃的报道与评论也总是引起广泛关注。泛滥的八卦新闻与严肃的评论甚至在同一张报纸上可以融洽相处。这正是媒体商业化的奇妙之处:因为，这两者在今天都是卖点。甚至是同一位读者，恐怕也会同时消费这两类媒体产品。
严肃时评对于南方都市报的市场有多大价值，很难评估，但确实是其颇成规模的评论使它被圈内外普遍视为一份认真的、负责任的“大”报。更为难得的是，它的时评具有明确的文体自觉，很多都市报也做时评但却始终不能做“大”，根源也许正在于文体意识的缺乏。
杂文与政论
其实，过去半个多世纪，评论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媒体上的社论、评论员文章甚至曾经直接指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除了这种纯粹官方的评论，另外一个主流的评论传统，就是杂文。
这个杂文兴盛于20世纪20－30年代，它与此前、此后的政论性评论截然不同。由于某些文学人物成为文学偶像，其杂文作品大量进入语文课本中，对整个接受教育的群体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90年代之前，几乎所有媒体评论者本能地就是杂文写作者。
杂文首先是一种文学性写作，其作者要么本人就是文学人物，要么具有文学追求，因此，这种评论讲究表达的文学技巧。至于其内容，则主要表达作者的私人感想，并倾向于对相关人物、事件、制度进行道德判断。
相反，第三波时评热中的时评则接续了长期中断的政论传统，政论曾经是上个世纪之交及40年代评论浪潮中的主流文体。杂文性时评乃是一种文学式的社会、政治评论，而政论性时评则是社会科学式的社会、政治评论。其写作者不是文学人物，他们的表达不注重文学技巧，而注重对问题的理性探究与严谨的逻辑推理。如果说，杂文式时评主要诉诸感情，政论性时评则主要诉诸理性。
这些作者普遍接受了经济学与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训练，尤其使经济学与法学为主。从内容上看，作者们关心的是制度，他们致力于追究新闻背后的制度因素，分析不合理的制度的前因后果，并且秉持建设性态度，提出制度改进或变革的可能方案、设想。杂文作者或者是知识欠缺下的无意、或者是政治环境下的不能，通常不讨论制度层面的问题。从制度层面上对公共问题进行讨论，让政论性时评作者构成了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第三波时评热中，杂文式时评也占有一席之地。但真正引人注目的，仍然是政论性时评。世纪之交前后，经济学短评曾经盛极一时。不过，近两年来，时评格局似乎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主流经济学”失去了其曾经夺目的光彩，经济学的逻辑遭到人们的怀疑，这导致具有经济学背景的时评数量急剧减少。相反，对改革的反思，尽管导致法学、政治学的观察受到更广泛关注，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时评作者急剧地趋向“愤怒”，而愤怒会出杂文家，这些杂文作家急切地表达对腐败、扭曲的改革、民众的痛苦的感想。在有些媒体，占据大部分时评版面的，正是情感反应式的杂文。
理性是重要的
网络则为这种激情火上浇油。门户网站为争夺注意力，不惜篡改时评标题，使之看上去富有激情。这种时评在网络论坛上通常会赢得广泛喝彩，这也鼓励了时评作者放纵自己的激情，他们愤怒地斥责、咒骂，并高声地附和网络论坛上已经变得野蛮的评论。
在激情左右大多数时评、时评重会杂文的时候，南方都市报的时评作者与编辑仍然坚持其一贯的理性精神。它们的标题较少选择那些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与句式，至于行文中，也同样克制激情。即使面对令人愤怒的现象，也更多地是理性地分析其成因，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种理性态度是难得的，对于公共舆论空间的发育及正常运转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主要由媒体——现在还要加上网络——构成的公共舆论空间，它表达民意，它进行政策讨论，它约束权力，它形成关于政治的原则的认知，它也生成公共伦理规则。
公共舆论空间既然如此重要，则在这个空间发言的人们当然需要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他应当是负责任的，同时也是理性的。所谓负责任，就是指，表达意见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是为了认真地解决问题；应当寻求不同利益的调和、和解，而不是煽动不同群体的对立与仇恨。所谓理性，就是假定自己也可能是错误的，因而在表达意见的时候，尽可能抑制自己的偏见，按照事物内在的逻辑来对自己所讨论的现象进行分析，从而让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可以进行批评。
要求时评理性而负责任，多少有点自相矛盾。通常，激情会受到追捧，理性反而可能被群众忽视、鄙视。当然，激情永远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能否走出激情的陷阱，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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