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我舅公赵士智的人生随笔
(2024-02-19 13: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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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公于一九五二年在广东省平山镇（一二三师三九五团）
舅公近照
一、学艺从军
我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在浙江东阳县巍山镇二村一个农民家庭，起名赵士智，曾用名赵英（瑛）、赵敏。
一九三六年春天，八岁的我开始了学生时代，小学一至四年级是在本村芝山小学上的，也就是现在的东阳市巍山镇镇中心小学。日本人侵略中国时占领了芝山小学，学校被迫停办，只好转到离家较远的蔡宅小学就读。住校要自己带米做饭吃，由于家庭贫寒生活极度困难，家里没米可带，只好去夏程里大姐家拿米和梅干菜，鞋也没得穿的，基本上是打赤脚。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语文和常识，我学习成绩优秀，可迫于家境，小学毕业后只好弃学从艺。经人介绍到临安清山镇拜师学裁缝。当时没机器全部是手工缝制，跟着师傅挨家挨户做乡户活。后来有一家做的时间比较长，做的东西多，像是给部队做的军供品，主家疑似联络点，而主家主人像个联络员。他让我去给国民党军队送信，一共送了三次，每次地点都不一样，路程都在十里开外，前面两次都顺利送到，可在第三次的送信途中，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被抓了壮丁，那是一九四二年。被抓后将我从临安清山镇弄到上海，从上海青浦坐船到河北秦皇岛的国民党交警十中队，就这样当上了国民党兵。我没在战斗班待过，一直是当勤务兵。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一天部队出战，留我在营区看守。结果一个炮弹打到营区，炮弹巨大的爆炸声把我轰倒，炸伤了我的右小腿。部队在天津塘沽的战斗中溃败，全部被俘。俘虏营没有我的名单不要我，逐我回家，我出去后找到老百姓家中的柴火房待了一夜。这一夜我基本上没有睡，都在想，想下一步怎么办？走向何处去？民间说共产党和解放军好的坏的都有。我是读过书的而且在国民党军队也待过，也是有点理想，有点抱负，想做点事的有志青年，对时局的判断和斟别是有能力的。所以天一亮就义无反顾地去找解放军，坚决要求参军。可是首长嫌弃我个子小又有伤，像个稚嫩的学生不要我，硬要我回家，我却坚定地说：“回家还是要被抓壮丁，我不回去，不想再当国民党兵了，就是要参加解放军。”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首长留下了我。被编在四野四十四军一三二师三九五团机枪连（附图）。
参军后部队首长对我很好，关心爱护我，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让我当通信员。我档案里只记载从天津以学生身份参军的历史，没有国民党军队里当兵这段经历。实事求是地说，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勤务兵这段经历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平津战役中的天津战役在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的指挥下，全面攻城。采用巷战，仅用29个小时，以伤亡2.3万人歼灭国民党军队13万余人的代价占领了天津。解放天津战役是我军旅生涯中唯一的一次亲自参战经历，而且是拿着洋镐跟着部队打巷战。天津的解放为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我所在的部队在天津呆了一个多月。刚到天津时老百姓对我们是有戒备心的，到老百姓家里借东西时是不让我们进门的。只是我们借什么给什么，部队做到有借有还，非常礼貌，时间一长老百姓就信任我们了。当我们部队离开天津时。老百姓都出来送行，并给我们送笔记本之类的礼物做留念，场面十分感人。
离开天津后让我任文书，那时小学毕业生算是有点文化的人。我生性工作认真，原则性强，能力也不错，工作有声有色，得到首长的认可。之后又调我到团里当收发。团里的收发员，主要负责文件和口令。我负责管理一个通信班，安排他们送文件、传达口令及上传下达和收集下级情况并上报给首长，为首长提供决策做依据。战争年代文件和口令是绝密的（口令是每天都有变，每战都有变）关系到战争的成败，工作中我没任何闪失。
部队南下到山东时我得了疟疾，每天下午高烧，也没有停下南下的脚步，跟着部队走，路上很艰苦，好在所到之处都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部队的纪律非常严明，不损害老百姓利益，不占老百姓便宜，拿什么都按市价给钱，离开百姓家中时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的水挑得满满的，门板上得好好的，做事很贴心。老百姓从内心上觉得这是人民的军队。我们部队渡黄河时，是老乡用门板搭桥过去的。渡江是在江西九江乘船而过。国民党军队跑的很快，他们有车，我们都是步行，走山路、小路。我行军途中只背一个被子，其余队部东西都是挑夫挑的，自己的行李就没那么重了，跟上部队没问题。
一九四九年五月部队达到广州时叶剑英在中山纪念堂给我们上了一课形势教育课，中心内容是：鼓劲。提出的口号是打到海南岛，解放全中国。听了报告后很受鼓舞，心里很高兴。解放全中国是我们的心愿，让人民群众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是战争的最终目的。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我同四野所有参战的将士们一样受到立大功的奖励，签发奖状的是时任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邓子恢、谭政，政治部主任陶铸（附图）。
部队一九五二年进驻海南，成立防化连时即同年九月十二日提为干部，行政二十四级付排级任司务长（附图）。
不久提为正排级管理排长。一九五四年八月任团支部书记（附图），不久上调到师招待所任司务长。
二、复员返乡
军队干部专业或复员返乡当农民对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人来说是天大的事情，牵涉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留在部队当干部肯定比复员返乡当农民好，有前途，这是毫无疑问的事。身在中南军区一三二师招待所当司务长的我常常在想“父母养育我们兄弟姊妹六个，不容易啊。”从我记事起家中就很穷，要不是土改家里连房子都没有住的。父亲早在一九四六年就去世了。大哥赵士福在上海学木雕，本可成为一个出息的手艺人，但因日本侵略中国打到上海，上海沦陷，就放弃了学木雕的机会回家了，回家后为了有口饭吃，他到派出所谋了份差事，但没有工资。虽说大哥没文化，但他为人纯朴、处事稳重，综合能力强，加上工作认真，积极肯干是个有希望的青年，结果在一次出差途中被洪水吞噬了他宝贵而年轻的生命。二哥赵士仁是国民党师长的侍卫，有一年回来看望母亲，带了一只金手镯是缝在绸子布内包得紧紧的带回来的要给母亲，并说自己谈了个对象，母亲是十分地高兴，让二哥把金手镯带回去留着娶媳妇用。二哥听从了母亲的话踏上了归队之路。后听说二哥在南京露了财惨遭谋财害命，再也没了音讯。在家的三哥赵士义无地耕种，靠当挑夫来往于嵊县与东阳之间出卖苦力维持生计。他为人厚实、信誉好，活路不断。在旧社会食盐是官方或商霸控制的，老百姓很难买到，平时乡亲们渴望着三哥弄点食盐吃。有一天好心的三哥凭着自己与商贾的合作关系和信誉，从盐商处买了点食盐回来给乡亲们。不料途中遭遇上土匪抢劫，不但把食盐全部抢走，还索要钱财。三哥没有钱土匪就把他吊起毒打，打得遍体鳞伤，可怜的三哥回来不久得了痨病无钱医治，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人世。
三个哥哥都是二十几岁走的，他们的相继去世对母亲的打击可想而知。我成了家中唯一的男丁。如果继续在部队干，不回到母亲身边，那岂不是不孝吗？那时母亲跟着二姐和二姐夫生活在哈尔滨可谓衣食无忧。二姐和二姐夫做到了忠孝两全。当时虽说姐夫是高级将领，姐姐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工作，四零年参军的干部（附图）。
由于他们孩子多，而且都是吃奶粉长大的，再加上秀明眼疾需要医治，花钱无数，家中经济并不宽裕甚至有点拮据。母亲对这些不完全知晓，以为女婿是高官，女儿是干部应该有钱。硬要金镯子，二姐没办法就弄了一副镀金的银镯子给母亲以满足她老人家的心思，这副手镯现藏于家中。二姐和二姐夫这样着力挽留也留不住母亲继续生活在哈尔滨的想法。主要原因是母亲对哈尔滨的气候、生活等方面不习惯，加上年事已高，恋乡情结重怕老死在外，坚持要回家乡。没办法我只好放弃自己的前途，拿了400万元钱的复员费于一九五五年复员返乡了。（附图）准备陪伴在母亲身边。
于是我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到哈尔滨将母亲接回东阳巍山老家，实现了母亲的愿望。（附图）
母亲的户口是随军居民，二姐和姐夫不但给家寄粮票，还给母亲寄生活费，母亲晚年生活保障是没问题的。
安排好母亲的生活后，我在本地粮管所找了份临时工作，收粮食时开票，干的蛮不错。这时村上缺干部，村干部劝我回村工作。我心里想既然村里那么需要我，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根本没有考虑个人得失。回村后我积极参加农村建设成立互助组、合作社，后合并为高级社，并委任我为村监察委员会主任。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四日获巍山合作化新高潮贡献突出奖。（附图）
一九五六年群众举报村（大队）会计财务账目不清，疑似贪污，强烈要求会计公布账目遭拒绝。村（大队）党支部为了查明真相给群众一个交代，经研究决定成立赵士信为组长，我为副组长，成员有赵照其等七人组成的查账小组。查账时阻力很大会计根本不配合，原本他根本就没建账。我们只好依据群众举报的事情一件件地查证核实，时值年底时间紧任务重，既关系到一个人的清白，同时也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春节前不给群众一个交代事必影响来年春耕生产。所以我们积极工作，认真走访查证，终于将事情查了个水落石出。查账组本着对上对下负责的一致性，实事求是地将查账情况写书面材料，给会计本人签字认可后，一式三份报村（大队）党支部。并在社员大会上进行通报，通报会上会计态度不够诚恳，没有达到社员的心里满意值，提出要另选会计。党支部书记认为此事要研究后再做决定。镇驻社干部也参加了通报会，回镇后向镇领导作了汇报，都认为会议开得很成功。
一周后村干部（大队）通知我去区委开会，待我到会时全体与会干部已到齐，随即叫我汇报查账情况。我正准备汇报时，会议主持人不由分说叫我坦白如何打击干部，挖社会主义墙角，以及收听敌台广播的事情。我蒙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把我拘留在区委楼上。我写了数份申诉书也无济于事，硬硬拘留了一周。关于收听敌台广播的事情我在此要说明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在哪个年代农村没有收音机，也没有钱买收音机。为了听广播我和一位要好的朋友架个高高的天线用电石耳机连接后能听到广播，因为不能调频、调幅和波长，听到的声音很杂，以当地台为主还夹杂着台湾广播之类的，这就被他们定为收听敌台的罪行。成为了“反革命分子”。一周后他们叫我去县里，谁知这一去又把我拘留了一个月，在没任何说法的情况下把我放了。虽然不给说法，我又不傻，也能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原因，是谁告了我的黑状。但我坚信党、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坚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那种是非不分，混淆黑白的事情是一时的，非主流的，得不到群众的拥护的。是我们查账查清了事实，维护了群众利益，但又无形之中伤害了个别人的利益而枉遭的报复和打击。所以我回来后仍然积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在兴修水利中成绩突出，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获镇兴修水利成绩突出奖。（附图）
经过几年的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劳动后，我渐渐地发现农村的事情没那么简单，深感情况复杂，利益链紧扣，人事关系盘根错节，加上我经验不足，不宜在农村做事了，在征得母亲同意和妻子的支持，一气之下去了南京寻找发展之路。
三、南京工作
一九五八年的盛夏时节，我从义乌乘车北上南京去寻找我自己的发展之路，更重要的是为了挣钱养家。一路上我心在翻腾，我用手去触摸我的心脏，自问自己的良心，对自己所经过的事情一件件地进行梳理和自问，没有找出自己的过错，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群众和集体的利益。是沿着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去做的，那为什么区委、县委要拘留我呢？关我禁闭，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甚至定为反革命呢？怎么也想不通。到南京后就无心再想了，赶快去找工作，找了几天都没有着落，我便主动去找二姐和二姐夫，当时他们都在南京，二姐夫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她们对我的出现比较高兴，也很热心，积极给我联系工作，经过比较和考量认为我去白下区正红街道工厂比较合适。我就去该厂当了铅锡学徒工。
学习时间不长就出徒了，而且很快当上了车间主任。厂子很小，产品单一，只生产硫酸槽子和玻璃丝布，为生产电瓶的厂家提供材料配件。后来产品逐渐增加，生产保险丝、焊锡及合金标牌。刚开始生产保险丝是人工拉丝，效率低，而且均匀度不是特别高，我对该项工艺进行改革，采用电动机拉丝，这样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产品质量明显提高，成了国家规范的标准产品。勤于动脑，爱看书，并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工作和生产中是我的一个良好习惯。一九五九年我开发了玻璃丝管这个项目，成为国家认可的材料元件，为装配电池的重要材料，这种电池广泛用于火车和轮船上。一九五九年受到南京市的奖励，被评为南京市的先进生产者（附图），继之提为生产副厂长和厂长。一九六〇年被评为白下区先进工作者（附图）。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要求一九五八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一律下放回农村，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再次回到老家务农。
四、再次返乡
执行国家政策我一贯不考虑个人得失，而是积极行动。返乡后正赶上村里办粮食加工厂而遇到了困难，他们束手无策，见状我便主动地帮助，去嵊县取经，难题一个个被攻克，在较短的时间内把粮食加工厂办起来。粮食加工厂的动力部分使用的是柴油机，我运用所学知识，用循环水方式进行冷却，以保证柴油机的工作时长，避免了人工挑水既费时又费工的情况。粮食加工厂的建成结束了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用碓舂米和石磨磨面粉的历史，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和称赞，引来十里八乡的老百姓到村里加工粮食。毫不谦虚地说这里倾注了我的心血和智慧。
一九六三年在我的主持下村上搞通电工程，二村通电是巍山镇较早的大队，当时村里的人对电的使用比较陌生，我先是对准备参加通电工程的村民进行培训，培养骨干跟我一起立杆、架线、布线，电线进户并安装。如安装电表、电灯等。工程量大，人员素质低，什么都得我操心把关。刚开始运行时谁家灯不亮了都来找我，我就立即放下一切（包括吃饭），及时赶到并解决问题，让灯亮起了。那时候农村缺粮，老鼠饿极了什么都吃，把电线咬断了，但部分胶皮还连着很难查，非常头痛，每次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都不厌其烦地给别人家解决好，还给每户建立电费台账，为村里收电费。我做到了钱和度数吻合，无差错，乡亲们对我十分信任。
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开始后，工作队很快进村了。我抱着多劳动少管事的宗旨，不接触，不参与运动。可工作队又上门来找我，跟我说“群众反映我曾经查会计的账被打成反革命，现在搞“四清”运动，问我还敢不敢再去查账。”一听这话神经立即被触动，我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对工作队的干部说：“虽说被打成反革命但我至今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者，有什么敢不敢的。如果这次查账后他们明的打击，我暗地接受教训，查不出问题说明他们做得好，给他们一个清白，万一有问题那他们自己负责，接受组织处理。”工作队的干部认为我思路敏捷，为人正派，决定让我参与查账小组。就这样我又参加了“四清”运动。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结果问题严重。村支书和会计双双被撤职并开除党籍。运动中我被选为人民代表（附代表证）、贫协主任。
“四清”结束后被选为大队长（村长），当时我深知当大队长（村长）不适宜，但我还是接任了。带领班子成员积极开展工作，大胆管理，细心做事，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一派新气象，唯有会上选出的会计会后不履职，我只好安排出纳严格现金支付，生产队之间的社队往来账目中的找补只好我自己来记。工作难度较大，但也能应对。任职期间我是对得起组织和群众的。我们巍山二村（大队）是个人口多耕地薄而且少的村队。我据理力争把失掉主权的清塘山十几亩坡地从别的大队手上要回来，种上茶叶，在自有坡地上种上李子、油茶等经果林，改变了广种薄收的种植结构。带领群众奋斗拼搏，架天槽造水利把无法灌溉的薄田建成旱涝保收的良田，同时创办社队企业，兴办翻砂厂、化工厂等，提高集体经济收入，使二村（大队）跃为先进村（大队）。
五、“文革”期间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就受到冲击。时任巍山二村（大队）长的我是当权派，成为造反派的靶子，眼中钉、肉中刺，是打倒的对象。他们给我网织了“收听敌台广播”、“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警长”等罪名，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时常给戴上高帽子，挂上反革命的黑牌游街，大会批小会斗，用架飞机、坐老虎凳等残忍方式折磨我。对我进行人身迫害。每每想到这里就不寒而栗。我的家庭成了反革命家庭，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天天为我担忧，害怕唯一健在的儿子在运动中活活被人整死，出现家破人亡的悲剧。她老人家总是以泪洗面，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妻子、子女都受到欺辱，特别是我的女儿丽萍初中毕业后，认定她是“反革命分子”的孩子，连书都不让读了，高中不让上，剥夺了她继续读书的权利。我的姑娘是我三个子女中学习成绩最好的，特别是数学每次考试都是满分，连附加题都难不住她。我的长子益民是恢复高考后全村（大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丽萍要是上了高中考上大学是没问题的，是因为我的所谓“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改变了她的命运，是我终生的遗憾。好在二姐和二姐夫讲手足之情在我人生最黑暗时帮助了丽萍，心存感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给我评了反、昭了雪，恢复了名誉。然而我再不想参与村里（大队）的工作了，农村太复杂，再加上我对农业生产不精通，经验不足，年龄又偏大，没了务农的兴趣，就挑着爆米花机走出华东闯到西北在西安市到处爆米花，为的是挣钱养家糊口过日子。
六、自己开店
改革开放后农村和农民的生活道路宽了，方式变了，不再是单一的以农业生产为唯一生存模式，可以和城里人一样从事流通领域，如做生意、开店、办加工厂、打工等等。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就转变了，知识有用了，技术成为生产力了，是挣钱的资本。我试着用自己的技能为村民们修理喷雾器之类的农业生产工具。由于我收费低，质量好，速度快，深受农民欢迎。此后又有人主动登门让我给他们厂里修电动机、水泵。说实在话当时我根本不会修电动机，可他们硬是要我修，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把活接下来，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到书店里买书看，边看书边琢磨边试验。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成功了，而且修理水平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了一定高度，厂家十分满意，生意越做越火，成为镇里叫得响的信誉店。我们在保持品牌修理业务的同时增加了无线电等家电修理。
这个时候黑白电视机开始进入城市居民家庭，农村根本买不到，也没钱买。我和益民、亚民三个人开始组装黑白电视机。益民上大学时学的是物理专业，他做我们理论上的指导，亚民虽然没读大学，但他天赋好，人聪明，动手能力强，他做技工，我做他两的助手。我们先在理论上弄清楚电视的工作原理和系统图后，开始买元件进行组装。由于理论上准备充分，操作上精准无疏漏，很快电视机就组装好了，收视效果很好，吸引来众多乡亲们到家眸电视，很开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加，彩电又开始出现在城市极少数人家中时，我们又开始组装彩电。由于我们有组装黑白电视机的理论和操作基础后，装彩电的弯路就少多了，到上海买回元件后就动手组装、调试、启用，彩色图像就展现在乡亲们的眼前，为大家提供了精神食粮和文化需求。时过不久，为满足群众的需求，到杭州买电扇材料组装落地电扇，以成本价售给大家，深受好评和赞许。这个店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很有感情。由于年纪大了力不从心，眼睛视力受限，手脑协调性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只好让亚民接着干。实践证明他比我干的还要好，经济效益好养家没问题，要想过高端生活不可能。遗憾的是，他没有坚持到今，他后来改行从事建筑安装管理工作去了。店也就关门歇业了，我有时走到开店的地方总要驻足多瞧几眼，然后恋恋不舍的离开。
我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目前身体尚可，春节前在巍山医院住院做了一次全面查体，没有发现什么大毛病，这得益于老伴无微不至的照顾，同时感谢苍天有眼，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老有所靠，看病全额报销。生活费南京每年发9000多元，东阳市发2000多元，村上发4000—5000元不等，三处加起来每年2万元左右的基本生活费，这对于我这个一辈子以节约为美德的老人来说足矣。我别无他求，只盼着国泰民安，社会不断发展，祖国繁荣昌盛，亲戚朋友们都身体健康，事业有成。祝关心过我，特别是帮助过我和反对过我的人都一切安好！
二〇二〇年元月于浙江东阳巍山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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