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面对地缘风险,企业如何通过全球布局突围
(2023-04-24 08: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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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1日:
@但斌:周其仁:面对地缘风险,企业如何通过全球布局突围
“这两年我们还发现有一个突围的方向,就是通过布局来突围。当然,通过布局来突围,也是有很多外在的经济、非经济因素逼迫所得。”4月8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中欧校友总会联合主办的“ESG与中国经济新发展理念——2023中欧ESG高峰论坛暨第五届中欧校友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分享了去年在越南等多个国家的调研情况,介绍中国企业通过布局突围的路径以及诸多思考。
一
中国经济的大势从2017年就面临非常重大的挑战,面临突围压力。周其仁将其形容为一个三明治,顶端是发达经济体,凭借其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实力,它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全球范围的独到性,“这一独到性是说在很多领域只有他有能力。地缘政治一起来,(其他国家)就面临卡脖子。”
在过去全球化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这并不是大问题,中国可以靠衬衫换飞机,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换回非常关键的软件制作流程。但是地缘政治一起来,环境一变化,挑战就非常大。周其仁称,中国经济总体看来独到性是非常少的。独到性少就面临市场竞争,甚至面临非市场竞争的一些压力。
另外,三明治的底部也冒出来很多竞争对手。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周其仁解释,虽然长期的封闭比较贫穷,但贫穷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很低,工人工资很低、干部工资很低、工程师的工资也很低。贫穷的时候,如果封闭就是关起门来受穷,如果开放贫穷就能够转化成一种竞争力,如果你的产品拿出去比,总有一个相对的市场在等着你。
不过,中国开放40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成本的参数也在变化,更重要的是世界上有很多后起之秀,相继提出类似中国改革开放的举措。周其仁说,开放越晚成本优势就越明显,从关门受穷到开门参与全球竞争,优势就更明显。“如此,就把中国挤到中间,上够不到天,后边比你便宜的经济体多,两头够不着,所以,就需要寻找突围机会。”
“这也就意味着突围的方向,可以是向上,不断升级、创新,往上打。还有一个突围方向就是往下打,看起来工人工资提高很多,但是走进中国很多工业企业,很多事业单位,浪费比比皆是,有的企业在20年前就做精益管理,流程再造,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看,把浪费全部都挤掉,工人的工资可以高起来,但是成本可以降下来。”周其仁表示,用工资更高的工人,生产的效率提升得更快,同样会有竞争力。
近年来的贸易形势,却给中国企业提出更多挑战,要不要脱钩?要不要重构供应链?要不要重新把市场的版图拉开,重新划线?
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周其仁调研发现,就是通过布局。“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非常清楚的关键元素就是空间的概念。在国家讨论企业战略时,对此注意不够。到底把公司、把产能、把生产力布在什么位置上?除了房地产讲location(区位),其他企业对此注意不多,但是现在的形势要求,要有一个布局的概念。现在中央讲百年未遇的大变局,这个局在中文里就有空间、位置的概念,这个事情要引起各位的关注。”
二
为什么全球布局很重要?全球布局和在中国卖出去有什么不同?周其仁认为,其中既有成本的原因,有客户的原因,也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在企业层面,觉得要做某些调整,不能满足于世界工厂,所有的东西都在中国造,所有的排放都在中国排放,所有的环境资源的占用都在中国,然后把东西运到中国去。“这曾经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格调,但是,里里外外各种原因让这种模式很难持续下去。”
周其仁以宁波的一家全球大品牌代工企业为例,最早是客户提出来一定要“+1”,不能把所有产能都放在中国,比如,要放到东南亚。而近几年的情况证明,这一布局对企业来说很重要,尤其是在疫情严重国内工厂停产时,通过越南工厂实现接单。这一经验也被企业负责人概况为,“当今这个世界,跨度大的布局,有时候会增加安全性。”
周其仁认为,地缘政治,就是因地理条件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因为跨度大不可能任何地方同时发生意想不到的负面的黑天鹅,所以,跨度大就是当年毛主席的那一句话: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跨度大,有的风险就跟你擦肩而过。所以,上述企业也把这一认识扩大到疫情以后、贸易战以后主动地扩大全球布局。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车间里面的一个抓拍,一个带斗笠的越南农民工。”周其仁说,中国农村能够发展起来,就是把原来在低生产率,低收入产业部门的人,转移到高收入部门。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4元,去年是人均超过2万元。如此高速的增长,在越南、在东南亚、在埃及、在中东、在非洲,道理是一样的。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往上打,把工厂布局到欧洲、美国等,周其仁说,实践中,每一个公司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未来世界的版图就不同。
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很多地方政府会紧张:为什么去越南?怎么不到西部省份?这当然是一个问题。另外,中国产业会不会空心化。周其仁说,这些问题都不能说马上就会有答案,但我们要首先理解制造业为什么到了这个阶段,出海变成越来越多公司共同的选择。
三
“农业是在一个地方不动,制造业却非常像游牧业,从来都是走的。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为什么不在英国做成工艺品卖到全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的制造能力强,有的企业100多年前就来到中国。当然是产品先来,产品来了服务就要来,服务来了制造也要来,这是一个逻辑。”周其仁进一步解释,最初把东西卖给人家,他们拿什么钱来付?收入不高是付不出这个钱的。
为什么卖不动?周其仁解释,中国皇帝的说法是大清天朝什么都有,人民的回答是买不起,种地能买多少英国工业品。只有产品来、技术来、制造来,把本地的人口从低收入部门转到高收入部门,市场才会变好。所以制造业出现几次大转移,包括今天引以为豪的中国制造哪里来的?全部都是走来的。
“改革开放之后香港来、台湾来、韩国来、日本来、欧盟来,都有这个过程。”周其仁说,工业制造业的流动是整个工业文明、工业化在全球推广的前提条件。
现在可能又到了一个节点。周其仁说,“由美国等掀起的各种‘战’,很容易激发我们的防守心理,你要断,我们也给你断,有些领域非这样不可,但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非这样不可。在很多领域,就是要拿出更高程度的开放去应对重新封闭、应对脱钩、应对所谓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
“有一些企业家的思维、远见真的是很令人佩服。”周其仁举例,一位企业负责人就提出以内供内、以外供外、投资在外、资源在外、回报在内、发展在内。不再满足什么东西都这里生产,总说太卷了,环境压住了,品质也压住了,到更广阔的舞台去布局,情况可能就会有所不同。
周其仁还专门组织一个调研题目,去看一看欧洲小国家的大公司,比如瑞典。“我们去看了其中的一家,这家企业大家都熟,叫IKEA(宜家),也是全球布局。它不就是家具嘛,我们多少家具公司,所以观念的解放在目前的情况下非常重要。”
“世界工厂不可能在一个国家,世界工厂在世界,全球市场在全球。”周其仁总结说,中国是最大的国别市场,也是最大的工业制造能力的国家,但是不意味着就可以取得长期持久的发展。“中国经济能不能坚持更高水平的开放,中国的企业能不能争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个问题值得问,也更需要企业做出实践经验来做一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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