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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21 15:5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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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拐点——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纪念｜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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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已经处在暴力斗争前夜。黑人群体中黑豹党崛起，青年学生中「地下气象」等武斗派愈发成为主流，从国内战线的角度衡量，这是美国冷战史上最危急的关头，而阿波罗登月计划恰恰展开于这一时期。
文｜李青岚
1969年7月20日，格林尼治时间晚间8点17分，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舱在月球静海成功着陆。六个多小时后，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表面，留下了人类在母星以外天体上的第一枚足迹，并发表了感言：「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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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阿姆斯特朗妻儿观看阿波罗11号发射
· 人类的一小步
今天，阿波罗工程已经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传奇，各式各样美好价值的象征符号，赢得全世界公众的普遍好感与持久怀念，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当时的亲历者们却对这一事件有着极端对立的评价。
支持的一方，如尼克松总统，将阿波罗11号任务周期誉为「上帝创世以来最重要的一周」，《华盛顿晚星报》更是将之评论为自脊椎动物上陆以来最重要的进化史飞跃。
但批评者们的声量同样巨大。
女权主义先驱艾伦·威利斯（Ellen
Willis）就直指阿波罗登月对人的异化，「原本我至少还能想象自己如何去月球，但NASA的所作所为扼杀了这种想象的空间」。曾列名于维诺娜档案的知名进步记者I.F.史东（I.F.Stone）表示，「（阿波罗宇航员）他们口称和平，但所到之处尽在播撒战争，我们要提高警惕，他们制造的这个大火箭随时可能灭绝人类，把地球变为荒芜之地。」
· I.F.史东 1907-1989
他们的态度并非特立独行。事实上，阿波罗工程实施期间所做的历次问卷调查中，这一计划的公众支持率大部分时候都在50%以下徘徊。阿波罗工程面对的舆论环境，恰是60年代美国社会撕裂的折射。
此时，冷战进程正处于「东风压倒西风」的历史阶段，自1957年以来苏联连续不断的航天事业突破，对东西方阵营都产生了巨大心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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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苏联宇航员加加林
早在1957年11月，毛泽东就曾在对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讲话中，敏锐指出这种技术壮举在冷战人心之争中的价值：
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
美国在冷战竞赛中的被动态势，不可能不在其社会内部产生影响。
以《休伦港宣言》为标志，一整代美国知识青年对传统价值观产生强烈的逆反心态，对古板说教的「良好公民习惯」不屑一顾，将地球上的一切不如意现象归因为美帝国主义的内政外交措施，用新左派的分析范式深挖痛批美国所象征的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所蕴涵的隐性「权力结构」，热情憧憬着「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随着美国60年代中期介入越南战事并越陷越深，进一步坐实了「帝国主义」的反动形象，以反战为号召的进步运动也随之日益激进化。
到196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已经处在暴力斗争前夜。黑人群体中黑豹党崛起，青年学生中「地下气象」等武斗派愈发成为主流，从国内战线（Home
Front）的角度衡量，这是美国冷战史上最危急的关头，而阿波罗登月计划恰恰展开于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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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黑豹党，成立于1966年的黑人左翼激进团体，意识形态偏好社会主义并受到中国文革影响，一度与警察武装对抗，主张推翻美国政权、建立黑人革命政权
作为美国与苏联太空竞赛的重大举措，阿波罗工程当然也逃不开进步派的严厉审视。
著名学生活动家皮特·科利尔（Peter
Collier）就提到：「这是白人中产阶级的自娱自乐，这些宇航员是他们反对第三世界人民和进步青年的工具，这些清一色的白人宇航员面孔是对过去十年美国历史的无视，没有任何有色人种或多元文化的痕迹。」
意共党员，意大利文学泰斗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受邀观礼阿波罗11号发射后从哲学高度指出：「太空旅行和人性无法共存，言说是人性的证明，」而宇航员们枯燥乏味的任务通话满是数字、缩写、代号，「他们不是人，不是被迫闭嘴赶路的人，而是（失去人性）的宇航员」。
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则对阿波罗工程代表的技术至上痛心疾首，「只要什么事情技术上可行就会去做，登月是可能的就会去做，哪怕耗费的钱财可以用来满足地球上的很多民生急需。」
与知识界批评者的百花齐放相比，阿波罗工程的参与者则沉闷乏味得多。
受邀前往NASA参观的学生活动家库南（JamesKunen）如此回忆其所见所闻：「很明显这里的装修落后潮流十年，男人的皮鞋土气，女人的裙摆还在膝盖以下，唱机里还在放着过时的轻音乐」。知名电视主持人切特·亨特利（Chet
Huntley）也有类似观点，他对报道NASA倍感无趣，认为「大多数宇航员都无聊的要命，好好先生，机械刻板，少数有心智的人都待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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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11号登月时的NASA工作人员与控制中心
一份俄亥俄州报纸则有更细致的总结：「他们（宇航员）都是些行将步入中年的白人男性，来自中产阶级，身上没有流里流气，质疑一切的时髦范儿，一言以蔽之，都是些遵规蹈距的老实人，他们仍然相信童子军是有益的，离婚是不好的，礼拜日应该去教堂，性爱不能随随便便，星条旗是神圣的」。
阿波罗工程的40万参与者，多是这种「沉默的大多数」，于是登月计划的成败，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两种对立价值观念冲撞的度量。
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圆满成功，宣告了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的决定性胜利。苏联依靠太空竞赛的宣传优势被一下子扳了回来，1957年以来「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实质性告终，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重新获得了形象优势。
进步知识分子群体立刻感受到了这一转折。《裸者与死者》的作者，被誉为美国二十世纪最后的偶像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受邀观礼发射时就倍感挫折：「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这些家伙（乏味的中产白人）可能要赢过我们了，因为他们比我们干的更努力」。
他们个人心灵受到的冲击，并不亚于耳目灵通的高级干部，许多口述回忆中都描述了一种共通的复杂情绪：一面为人类科学成就而叹服，一面则对个人命运的飘摇感到沮丧而迷茫。现实的对比，让很多深陷困境的人开始了更为艰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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