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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5 18: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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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时期的三篇北大毕业致辞看：北大精神还在！
水木资管号
昨天
7月2日，北京大学举行2019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面对即将踏上人生新旅程的3000余名本科毕业生，北大校长郝平寄语莘莘学子，要做永远向上的青年：“永远向上，是一种奋斗者的姿态，是执着追求的境界与持续努力的方向，更是一种价值观。”
毕业季，一篇篇毕业致辞再次刷屏。这里推荐的是三篇北大的毕业致辞，他们分别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陈保亚、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今年的毕业致辞，以及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1932年写给毕业生的寄语：在不够完美的中国,
如何不堕落？
北京大学中文系2019年毕业典礼教师致辞
《理性地生存，诗意地栖居》
陈保亚
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老师，你们好！
非常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给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里跟你们再说几句知心话。
今年正好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北大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因此有了特殊的地位，你们也有了特殊的身份：北大人。你们的父母亲也有了特殊的身份：北大人家长。
老百姓对北大人有一种理想的期待，他们希望从你们身上看到北大精神，这是一种北大效应。
你们已经被站立在一个特殊的平台，你们不得不有所表现，于是你们有了担当。
是的，当你对人生产生些许的怀疑的时候，你的脚就已经踏上了滑向虚无的斜坡。
治愈哈姆雷特似的彷徨症的最佳选择，是做唐·吉诃德。这个中世纪的骑士鲁莽、笨拙，往往事与愿违，但是，他用行动冲毁任何对人生的怀疑。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出发去解放人类，把人类从历代相传的苦难中解救出来。”人们说他是疯子，“他那些古怪的行动常常引他们开心，他们拿自己的行为跟这个傻瓜的幻想相比较，更觉得自己的行为合理了。”
理想主义者总是孤独的，把理想付诸现实，更会激起世人的反抗。
因而，我们常常纠结于宏大叙事和小我之间，就像书中的第五个人物梅达尔都斯和第六个人物阿夫特尔丁根之间的对立那样：梅达尔都斯对人类深怀慈悲之心，而阿夫特尔丁根总是在万物之中只看见自我。
六个人的追求，是人生的六个面向。理性和享乐，犹豫和果敢，悲天悯人和自我陶醉，这看似一对对的矛盾，却无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在浩渺的宇宙之间，人类的诞生纯属偶然。宇宙有自己的生灭规律，却让人拥有了反躬自问的自觉，让人不得不面对万物生灭与永恒之间的痛苦，于是，我们就会彷徨，就会在大我与小我之间挣扎。
北大的毕业生，是从来不缺理性的，也不会缺少理想；我担心的是，同学们走入社会之后，会被社会浑浊的一面所浸淫，变得犹豫，变得不那么“鲁莽”。
文明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驯服人的动物本性。北大给了同学们充分发挥的空间，而社会却时刻要把你们纳入轨道，变成社会这部精巧机器的零配件。
我不怀疑同学们会心生抵触，但我担心同学们会放弃，会像柳永吟颂的那样，给自己找一个败退的借口：“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
北大的先贤之一梁漱溟先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给我们留下一个世纪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在“浅斟低唱”之中，这个世界不会好。
我要说，如果同学们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就做个唐·吉诃德吧！没错，唐·吉诃德显得鲁莽、笨拙，总是被人嘲笑。但是，他乐观，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他坚韧，像勇士一样勇往直前；他敢于和大风车交锋，哪怕下场是头破血流！
当今的中国，充斥着无脑的快乐和人云亦云的所谓“醒世危言”，独独缺少的，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勇士。这恰恰折射出北大的可贵；在这里，同学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学会了以批判的眼光看世界。希望同学们在迈出校门之后，不忘在北大许下的诺言，做一个社会的批评者，做一个推动中国进步的人。
北大是无可替代的，她与一个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无法比拟的。先贤曾经狂歌竞夜，我辈续写青春之歌！
是与同学们共勉！
1932年6月27日，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写下了他给毕业生的寄语。他开出了防御“堕落”的三剂药方，提醒走出大学校园的人们，切不可抛弃求知欲和人生的理想与追求，要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不放弃对未来的信心和任何一点努力。
《在不够完美的中国，如何不堕落？》
胡适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得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劣稚一点，不脸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
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
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吃，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
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
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
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
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
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和牛顿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不到兴趣了。
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
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
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
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
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
一粒一粒地种，必有满仓满屋地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
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
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
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
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
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
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
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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