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录谈现代化系列

2014-07-16

一． 老问题与新史学
导读：为什么中国与西方差距如此悬殊？中国如何能够赶上西方？赶上以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是否还能重现往日的辉煌？使用新史学， 再加入更多经济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及对中国历史传统的研究，我们今天就可能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置放于整个人类文明几万年进化历史之中，由此对中国人近代关心的这三大问题，做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理解和回答，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未来提出比较可靠的预测。
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开始在落后挨打的痛苦中思考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与西方差距如此悬殊？中国如何能够赶上西方？赶上以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是否还能重现往日的辉煌？一直到今天，这三个问题还萦绕在国人心头，不断引发各界精英探讨。与此同时，从大概二百五十年前开始，作为历史同期领先者的西方精英们，也开始深思这一新世界格局背后的原因：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西方已经遥遥领先，这种领先优势在此后的两百多年迅速形成西方对全球的统治。为什么西方能够统治世界？这种统治能否持续下去？
东西两方的问题虽然看上去“几家欢喜几家愁”，但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在过去两百多年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领先一直都是世界各界精英关注的核心，围绕此话题涌现出各类理论、学说，但是到今天为止尚未形成一个共识。已有的学说似乎在解释历史和预测未来上都有局限，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所选取的历史区间相对较短，有些可以追溯到过去上百年，最多至千年的历史，历史视野仍嫌不足。李鸿章所言中国在1840 所面临的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实属一个深刻洞见。然而直到近代，人类对历史的考据主要靠文字记载，而文字在西方有五千五百年历史，在中国有三千三百多年历史，相对于整个人类进化史来说，文字记载的历史只占不到百分之一。用百分之一的历史显然不足以追溯阐释整个人类进化的历程，加之传统史学本身也有偏见和局限，仅凭文字史的视野并不能完全回答上述问题。
所幸的是，传统历史学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系列科学学科取得突破性进展，给人们理解更长期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工具。
1949年考古学Radio Carbon dating放射性碳定年法技术正式被发现，这种技术可以使用碳元素同位素的半衰期来比较精确地检测一种物件的历史年代。 新的检测技术再加上基因技术，使得考据文字出现之前的历史有了一个飞跃性的进展，从此在全球各地不断发掘出来的文物就成为了比文字更为重要的考古依据。
50年代之后DNA结构的发现让生物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正式催生了分子生物学、遗传生物学、进化生物学，等等。这些学科和其他学科结合，让科学家对人类本身的进化历史第一次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生物学家　E.O.Wilson在2012年正式提出了人类起源的完整理论， 发表著作《Social Conquest of Earth》（《社会性征服地球》）， 这是继达尔文之后对于人类进化 历史的又一次巨大发展。
1919年，塞尔维亚的地球物理学家米兰科维奇提出了米兰科维奇循环，这个理论到了70年代被最后证实，在数学上证明了地球的离心力转轴角度和轨道的进动影响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从而造成了地球气候的长期大循环，循环周期大概是十万年。这个理论帮助人们第一次理解冰川纪的形成、时间、以及预测大循环中的未来冰川纪。2004年科学家在南极打出了纵深两英里的洞，在多年积雪堆积形成的冰层中提取了过去74万年历史的气候数据， 以及这期间人类活动对大气造成的后果，这些记录也还原了人类活动在过去几万年里在大气层中留下来的部分轨迹。
1987年，在美国基因学者 Rebecca Cann的带领下，科学家得出了一个在当时惊人的结论：所有的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居住在非洲，被称为非洲夏娃，她诞生于大约20万年以前。这一结论被此后的各种研究不断证实，不过是把Eve出现的时间推迟到了15万年前左右。此后不久科学家也找到了所有男性的祖先：非洲亚当。这一重大发现证实了今天的人类都起源于同一祖先。人的特性，比如聪明、勤奋、创造性、利他主义倾向，在一个大的群体里，表现出的分布也很接近。这一结论对传统理论观点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粉碎任何以种族、文化的不同为基础来解释东西方领先的理论。
正是各学科的大发展奠定了新史学出现的基础。所谓新史学，就是利用科学前沿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跨学科重新构造解读人类长期历史的方法论，其最主要的突破就是不再局限于文字史的限制，可以研究更久远的历史 。
生物学家、地理学家Jared Diamond堪称应用新史学的第一人，在1997年出版的《Guns, Germs, and Steel》（《枪炮，细菌与钢铁》）中，他第一次通过对人类农业起源的追溯， 指出地理位置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他的研究不仅回顾了人类在过去一万年的历史，而且首次翔实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 欧洲在16世纪彻底征服了美洲。就如新大陆的发现和美洲的征服 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跨时代意义，Diamond的发现和这本著作也是史学界的一次大突破。
另一位新史学的饯行者，考古学家、古典学家、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Ian Morris 使用所有已经发现的科学工具勾画出人类文明在过去几万年中进化的基本轨迹，发现了人类发展的规律，据此解释东西方在近代的差距，并预测了人类社会的未来。他于2010年出版的《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是西方统治世界》），以及2013年出版的姊妹篇《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人类文明的计量》）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使用Morris的定量计量文明基本轨迹的方法， 再加入更多经济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及对中国历史传统的研究，我们今天就可能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置放于整个人类文明几万年进化历史之中，由此对 开篇所提的中国人近代关心的三大问题，做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理解和回答，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未来提出比较可靠的预测。
笔者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在中美两国都有20余年的生活经历，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兴趣自年少起持续了三十多年。过去二十多年的投资工作又对预测中国未来多了一份职业上的需求，并在这些年间积累起一些思考心得。这个“谈现代化系列”，正是我过去三十几年的思考笔记，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一系列首先将主要应用Jared Diamond 和Ian Morris 的研究成果，结合部分个人表述和解读，从中国人的角度，分析人类一万六千年进化史的计量图表，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揭示其中的规律，其中重点将集中在现代化的诞生历史上。之后我将集中讨论现代化的本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预测中国未来，这部分内容更多是我个人的愚见。最终我将落脚于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及对人类未来共同命运的探讨。

二． 文明的轨迹
导读：从公元前14，000年左右，到公元500年左右，西方一直领先东方。大约从公元541左右，东方开始赶上西方，从此一直领先西方，直到1773年左右。在这一千两百多年里东方领先于西方。但是从公元1800年以后，西方不仅追上了东方，而且率先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把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扩大成对全球的统治 。东方的社会发展指数也从二十世纪开始起飞，今天虽然仍然大大落后于西方，但是已经显示出能够追上西方的迹象，这就是一万六千年的人类文明在东西方两地的轨迹。
新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Ian Morris 提供了定量记录人类长期文明历史轨迹的计量方式，他把这种计量方式叫做社会发展指数，即一个社会能够办成事的能力。社会由人组成，同为动物的人需要消耗能量。根据能量守恒的原理，一个社会要能办成事，主要需要摄取和使用能量的能力。 所以要想衡量社会发展的程度，最重要的指数就是摄取能量和使用能量的能力。下面从计量内容、计量方法、计量对象这三个方面解释这种计量方式。
Morris把一个社会能够摄取能量和使用能量的能力分成四个方面： 摄取能量的能力、社会组织的能力、信息技术的能力、以及战争动员的能力。摄取能量的能力主要指社会中的每一员每一天能够摄取的食物、燃料和原材料的能力。社会组织能力定义为在一个社会里最大的永久性居住单位的人数，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就是最大城市的人口数。 人口越多，对社会组织的能力需求就越高。社会组织的成员每天都需要交流、储藏、记忆各种各样的信息，因此信息技术也是人类使用能量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战争作为人类消耗能量的重要来源更不必赘述。这四个方面并非人类活动的全部，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类摄取和使用能量的方式。更关键的是这四个标准能够在一切社会中横向比较，也可以在很长的时间范围里纵向比较。因为人类整个进化历史，实际上就是摄取能量和使用能量的历史， 而组织社会、形成人口中心、交流信息、进行战争也是所有人类社会都会进行的最重要的活动。
在考虑计量方法时，Morris选择了指数的方法，把测量时间的起点定在公元前14，000年，终点定在公元2000年； 把要测量的四个方面分值加总，定公元2000年的数值为1000分，平均分给四个方面，用公元2000年代表东西方最高水平的每项社会发展指数作为满分250。比如西方最发达地区的美国，在公元2000年平均每人每日能量摄取大约是228，000大卡左右。日本作为公元2000年东方最发达地区，平均每日每人能量摄取大约是104，000大卡。按此比例，如果美国是250分，日本就是114分，以此类推。要获取这些数据，时间越早就越困难，但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四个指数增长速度都很慢；而且，相对于公元2000年的人类社会组织、信息技术及战争动员动力 ，人类早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方面的分数一直接近为零 。所以社会发展指数在早期其实也就是人类摄取能量的能力。这里计量的时间间隔在早期可以拓宽。比如公元前14，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每一千年取一次数据，这个时候分值变化的幅度很小。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可以采集的数据增加，这期间每五百年取一次数据。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每二百五十年取一次数据。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2000年，每一百年取一次数据。进入现代以后，科学家提取数据的能力完全可以做到每年、甚至每月精确地提取一次。但是要对一万六千年的数据都进行比较精确地估算，就需要考古学、气象学、物理学、生物学在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成果辅助。
Morris把测量对象定义为：公元前9600年以后欧亚大陆上农业文明形成时出现的两大文明中心，以及此后传承这两大中心的各个文明中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东西方文明的主要中心也有所变化，因此 他选取的是当时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中最为先进的地区。 比如西方，最初是在两河流域和约旦河附近的侧翼丘陵区Hilly Flanks，之后转移到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埃及、地中海、罗马，再转移到巴尔干半岛，然后是地中海、南欧、西欧，最后到了美国。东方文明的中心则是从黄河流域开始，进入到黄河与长江冲积平原中间，之后转移到长江流域，到了二十世纪之后，转移到中国东南沿海和日本，公元2000年左右则是以日本为代表。由于四个社会发展的计量指标对东西方两地都非常适用，同样的数据来可以用来计量长时间的人类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史前的记录有很多数据需要估算，因此考古发现是重要的信息来源。考古学是门很年轻的学问，现在通用的方法叫stratigraphy地层学研究，直到1870年以后才开始使用。1950年以后科学家开始使用放射性碳定年法Carbon Dating，给考古学带来实质性的飞跃。1970年代以后，人们对于史前的记录，逐渐拥有了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
Morris和他的团队通过大量的工作，将人类社会发展的指数绘制成一系列图表，这些图表有助于我们直观了解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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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东西方社会发展指数 （公元前14000年－公元2000年）
来源：Ian Morris “Social Development （2010）”
从图1首先可以看到，一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东西方的发展几乎看出不出任何差别，在这之后虽然两方的发展曲线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仍然非常缓慢。而公元1800年以后，整个图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发展的轨迹像坐了火箭一样，呈现出飞跃式发展。 接下来，在不失真的情况下，将之前的图表数据做一个对数处理，即图2。这样可以把东西方的比较看得更清楚一些。

图2　东西方社会发展指数线性对数模型 （公元前14000年－公元2000年）
来源：Ian Morris “Social Development （2010）”

图3　东西方社会发展指数 （公元前1600年－公元1900年）
来源：Ian Morris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2011)” P168
再看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1900年的这张图表。这个图表体现的历史是文字记载相对清晰、人们比较熟悉的一部分历史。结合图2， 图3，可以看到从公元前14000年左右，到公元500年左右，西方一直领先东方。大约从公元541左右，东方开始赶上西方，从此一直领先西方，直到1773年左右。在这一千两百多年里东方领先于西方。但是从公元1800年以后，西方不仅追上了东方，而且率先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把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扩大成对全球的统治 。东方的社会发展指数也从二十世纪开始起飞，今天虽然仍然大大落后于西方，但是已经显示出能够追上西方的迹象，这就是一万六千年的人类文明在东西方两地的轨迹。本系列之后几篇将重点解释人类文明轨迹的成因，东西方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异同，公元1800年以后社会呈现火箭式飞速发展的原因，及东西方的比较，进一步解释西方为什么能够在近代统治世界，解释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只有在理解历史轨迹和成因的基础上，才能回答今天中国如何能够赶上西方，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特性，展望东西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