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关说，谈不上转型成功

作者： 南方周末评论员 史哲

2013-09-13

一天之内，关于台湾的同一条新闻中出现的两个关键词：“关说”与“民主”，如果了解这两个词的前世今生、制度意义，可能会让人突然产生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2013年9月，台湾最高检察署特侦组称，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因涉入某背信弊案，请“立法院长”王金平向“法务部长”曾勇夫及台湾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关说，要求对柯建铭被告的一宗案子不再提诉。对此，曾勇夫坚称清白，其后请辞获准。9月8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就此发表强硬讲话称，关说案是台湾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11日，国民党考纪委决定撤销王金平的国民党党籍。

产生时空错乱感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两个词本身。

关说（说在此读作说话之说），在今天常指有影响力的人用言辞疏通关节、搞定关系。关说一词在中国至少有2100年历史。最早见诸《史记·佞幸列传序》：“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此后从《汉书》直到民国小说，“关说”一词亦不稀罕。只不过，1949年后才渐渐退出了大陆地区普通国人的日常使用。

至于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中国历史上本无，《尚书》倒是提到了“民主”二字，不过意思却是“人民的主子”。所以，中国五四启蒙时不得已而用音译称之为“德谟克拉西”，“德先生”之谓正是由此而来。一说，中国最早用“民主”来翻译Democracy是王芝1872年版的《海客日谭》。不过，真的流行起来，可能得归功于严复：1895年，他在《直报》上发表的《原强》，说到“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之后严复在翻译写作中多次在Democracy的原意上使用了民主一词。

两个词，历史跨度近两千年，居然因为一件说不上复杂的案由迎头碰在一起，颇值得玩味。不过，在转型时期，这样的冲撞基本是注定了的。两个词蕴含着迥然不同的政治意味，代表了不同阶段的政治生态，这大略是产生时空错乱感的另一个原因所在。

乍听马英九在记者会上的严厉陈词，如果不了解马英九的“不粘锅”个性，如果还对五六年前的国民党黑金、陈水扁弊案留有些许印象，就不免会对台湾心生：转型二十多年，五六年前连“前总统”都还卷入贪腐，怎么一转眼就发展到了连领导人为了某个案子打个招呼都无法容忍的层次了？台湾地区的政治清明居然已经可以和丹麦这种素以廉洁著称的国度比肩了吗？

“关说”，用生活在大陆的普通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找关系递话”，其本质无非就是利用各种手段，比如行贿，找到关键的人，对其以及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这种社会活动，在中国人扎堆的地方，可谓普遍。以至于凡有中国人之处，必有“关系”的说法。“关系学”几乎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无处不在。

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普通人家的入托、上学、看病、上下级关系中的升职、加薪、评职称、评先进……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关系、门路、送过礼，往往会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台湾也有过这样的时候，症状表现或许稍轻。

“关说”之所以盛行，简单说就是规矩不彰、法治不明。“关说”看重掌握权柄的人，现代政治则重法律，而转型的基本要求就是从人治到法治。由此，我们也许能够理解马英九的愤怒和不甘。毕竟，如果连出身执政党的“立法院长”都难免打招呼徇私，那普通人怎么还可能会对国民党、对法治有信心？

不过，马英九似乎还是太急了一些。要克服一种劣质风俗的影响，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过于急切难免会有副作用。比如，马英九尽管启动的是国民党内部纪律程序，但以行政首长施压立法机构首脑，难免给人以行政权威逼立法权的印象；再比如以台湾蓝绿壁垒，难免给绿营方面留下政治操弄的空间，毕竟，在制造话题影响舆论方面，民进党的业务能力实在是太精通太强大了。事实上，针对这次王金平关说证据系监听所得，已经出现了台湾“水门”案的说法，或有人将之视为马英九“独裁”的证据。

现代政治的理想状态，无论哪一个层级的人涉嫌违法，相关部门按程序启动，违法者依法受到惩处，不需要不相关的领导人点头，社会上不会产生过多阴谋论的联想，当然更加不会演变成舆论狂欢或者族群撕裂。以此看来，台湾距离转型成功仍有不短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