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石油巨头掐断供应扰乱市场应受到惩罚
国家发改委此前宣布下调成品油价格的后遗症之一是，市场供应变得更加紧张。据《中华工商时报》调查，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会长赵友山表示，国内部分地区成品油流通已出现“断油”，并已影响到当下的秋收秋耕。国家有关部门若不及时监管，这一严峻态势将引发大规模油荒的再次出现。此间正在举行中商石油委2011年年会。来自浙江、内蒙古、福建、四川等地的会员企业心急如焚，面对成品油刚刚下调的时机，却无法从中石油、中石化获得正常的成品油供应。“本以为降价后，我们民营油企可以拿到更多的油。可谁知，非但与降价前油缺的状况一样，而且拿到油的价格还要高。”一位浙江民营批发企业老总非常愤怒。据他反映，降价前，从两大石油公司购进的零号柴油为8200元；降价后，购进的零号柴油是8240元。降价前后油价高出了40元。福建福清市魁星石油气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永孝表示，从降价至今，油库还未进到一点油，“中石化福建销售公司不仅把紧了销售大门，现在自己还直接插入用油企业，做起了自营。”在其他地区，广大民营成品油批发、零售企业也遭遇了少油、缺油和无油的同样境遇。据赵友山披露，针对当前民营石油企业“断油”问题，正在形成专项报告，呈送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并期待快速扭转这一严峻态势，避免形成油荒的更大危机。在我们看来，上述现象毫无疑问是国有油企垄断造成的恶果：当无法阻止油价下调时就关闭供油的大门。我们强烈建议，应该对这种行为予以严惩。

中国钢铁企业要将“毁约”进行到底？
进口铁矿石现货价格在上周突然暴跌，降至今年最低点，但中国钢企却无法高兴起来。据了解，由于三大矿业巨头强推的季度定价是按照此前三个月的平均价计算，导致目前四季度合约价比现货价每吨贵出约10美元。不甘心当冤大头的中国钢企正谋划集体“毁约”，与三大矿重新谈判四季度合同。一家大型钢企相关负责人确认，毁约重谈已在计划之中。“现在，我们钢厂和巴西淡水河谷有重新商谈四季度定价的想法。其他钢企的重新谈判应该也在计划中。”该人士透露。国内钢企欲重新进行价格谈判的情形不禁让人联想到2008年，当时由于金融危机爆发，进口矿价暴跌至每吨70美元，国内钢企也上演了集体毁约的戏码，而此举让三大矿大怒。对此，兰格钢铁网分析师张琳表示，季度合约的定价模式是三大矿业巨头不顾中国反对强硬推行的。而季度定价与年度合约不同，一般都是口头的，如果一方不同意，完全可以重新商议。虽然季度定价被认为可以重谈，但集体毁约依然有缺乏契约精神之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不管是长协合同还是季度定价，都是为了锁定未来一段时间的价格风险，这对双方都是平等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08年拒绝执行年度合同，澳大利亚吉布森山铁矿公司此前曾向中国日照钢铁公司索赔1.14亿美元。相信这次国际矿业巨头们也不会让中国企业的毁约意图轻易实现。

未来公路建设应推广“财政还贷”模式
公路收费已成为中国社会物流效率难以提高以及物流高成本的直接原因，其背后则是中国过于市场化的公路建设机制。2010年，中国货物运输总量75%是由公路承担的，过路过桥费占到了运输成本的20%－30%。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7.4万公里，为世界第二，其中95%的高速公路收费。中国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1/3。有媒体披露，全国收费公路专项清理第一阶段摸底调查已于8月底结束，按照要求，各地摸底情况近期将对外公布。截至16日，至少已有北京、上海、山东等12省份公布了收费公路摸底调查结果。根据调查结果，12省份收费公路累计债务余额7593.5亿元。收费公路去年收费额1025.7亿元。从公路性质看，大部分省份收费公路中经营性公路占较大比例。如天津、重庆的收费公路均为经营性公路，北京的政府还贷公路为52.8公里，经营性公路为763.5公里。安徽的政府还贷公路为86.729公里，经营性公路为3327.165。相对而言，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期限更长。只有辽宁和宁夏的收费公路全为政府还贷公路。实际上，即使是经营公路，绝大部分资本还是来自于银行贷款，今年年中央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约有五成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用于市政基础和公路建设。而根据审计署的统计口径，全国地方融资平台余额为4.97万亿，那么则有大约2.5万亿投向这一领域。而银行资金带有更多的公共品性质，公路的公共品性质决定了长期和过多收费的不合理，政府应更多地承担责任，因此，与其让银行贷款占绝对比重的经营性公路唱主角，还不如以政府“财政还贷”模式为主建设公路。

长期“垄断”诺贝尔奖显示了美国的科研创新能力
上周，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也由此再次成为年度诺贝尔奖的最大赢家。共有7名美国公民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奖，其中包括严格意义上不算诺贝尔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人对诺贝尔奖的牢牢把持毫无松动的迹象。设立诺贝尔奖的目的是奖励基础研究，但获得该奖项会为得奖者所在的大学带来荣誉，推动有应用价值的创新。斯坦福大学共有26名教员获得过诺贝尔奖，是硅谷的才智源泉，该校计算机科学博士项目培养了大量人才，包括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出生于俄罗斯的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这种良性循环不仅存在于科技领域。由政府和大学资助的研究为制药业、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的研发打下了人才基础。美国126所研究型大学强烈地吸引着世界其他地区的求学者，特别是物理学、工程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学生。美国大学的化学工程学系和经济学系中，有2/3的在读博士生来自外国；在其他院系，这一比例超过50%。不过，英国《金融时报》载文称，长期来看，这种局面必然会打破。文章提到，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研究，这也会最终打破美国对诺贝尔奖的垄断。汤森路透发现，亚洲材料科学论文的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增长”。这就是一个明证。过去5年，中国科学家发表了5.5万篇材料科学论文，美国科学家只发表了3.8万篇。但尽管亚洲科研论文数量众多，但在质量上仍无法与美国匹敌，而质量是决定科研成果影响力的关键因素。此外，软环境更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点上，美国的优势迄今难以动摇

（本文内容来自安邦咨询评论，仅用于学习，任何人不得用于商业用途，违者责任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