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在路上的美好年代(上)   乡村纪事     ◎熊培云资深媒体人

　　拥挤的车站，混乱的码头，岁尾年关千里奔袭、穿越风雪的摩托车队……说到中国农民候鸟一般从乡村到城市，从异乡到故乡，就难免让你想起这些奔忙于路上的场景。和“出埃及”一样，“在路上”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1980年代，伴随着大批青年回城，越来越多的农民及其子弟也开始进入他们梦寐以求的宽阔的城市。这是一个让人讴歌的年代。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万物解冻复苏，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在朦胧的爱意里正绽放。

　　至于那个书籍极度匮乏的反智年代里的悲伤故事，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略有记载：“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和王小波比，虽然我也曾经在乡下生活了不少岁月，但我似乎要幸运得多。因为正当我青春萌发，开始极度渴望知识与书籍的时候，正好赶上流行于80年代的读书热与文化热。

　　80年代的十年，文化热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现象之一。那个年代还没有哈利·波特，但正如陈彦先生在《中国之觉醒》一书中所描绘，1984年到1988年间中国南南北北像是中了“文化”一词的魔法，“文化这个词与主题成了当时中国真正的时髦。”

　　和今天堆满大小书店的各类考试学、成功学与鸡汤学书籍相比，80年代人们的读书生活显得更有品质。此时，哲学、美学、小说、诗歌、科学等各类书籍纷纷涌现，欧美的各种经典书籍也被大量译介到中国。诸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弗洛依德的《梦的解析》等等都成了无数才子佳人的枕边书。1984年3月，首套“走向未来丛书”12种出版。第一批书仅用了4个小时便在成都售罄。3月底，出版社重印了三万册，又在几个月内全部卖光。

　　拜赐于当年的读书热，我在中学的图书室里也没少找到流行于那个年代的经典作品。出乎意料的是，2008年我回到母校时，由于近年来农民拖儿带女大量外出，生源急剧减少，学校已变得无比萧条。当年让我垂涎欲滴的图书室今已空无一书，像遭了洗劫一样，只剩下满地的灰尘与几块断裂的架板。

　　我已经记不清在这所学校里读过什么书———歌德、舒婷、北岛、彭斯、聂鲁达、普吕多姆、蓝波？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身处乡下，借着当时席卷全国的“文化热”与“读书热”，我还是有机会读到过几本即将影响我一生的书籍，有机会亲历《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里文化相遇之奇境———只不过，最初影响我的不是戴思杰笔下的巴尔扎克，而是雪莱。在我的书房里，至今仍然保留着我在14岁那年买到的杨熙龄选译的《雪莱抒情诗选》（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正如傅雷的译者献辞———“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为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锦上添花，影响了一代代有缘阅读它的人，杨熙龄写在雪莱诗选后面的《译者附言》同样让我一生受益：

　　“在‘冰冷的炉边’度过童年，却有着一颗热烈地泛爱大众的大心；在平庸的人们中间生长，却从大自然汲取了百灵光怪的幻想；受尽自私的人们的折磨，而厌恶自私，把自私弃绝，保持着灵魂泉源的澄澈；怀着温柔的同情，又时时忿激的抗争；思索着人间种种相，驰骋在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学的领域上，探索人类的前途，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坚贞，忠于人类，以幽婉的小曲安慰自己在人世遭到失败，以嘹亮的号角声宣告人类新春的将到……”

　　爱诗歌，爱生活。因为诗歌，许多人在清贫而跳跃的生活之中一厢情愿地做起了精神贵族。否则，你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这样一本薄薄的《雪莱抒情诗选》能畅销十年，足足卖出了50万册。此前，由于时代的原因，这本诗选从1964年排出清样到1981年终于出版，足足走了17年。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意与想象的年代里，才有了海子温暖人心的诗句，才有了《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这样共写心灵史诗的流行音乐，才有了雄心勃勃、壮志满怀的《年轻朋友来相会》。90年代末的一个夜晚，我偶尔听到电视里播放《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老歌，心中竟涌起一种莫名却又难以抗拒的伤感。然而，谁又能否认80年代的他们刚走出时代“黑屋子”时的意气风发，以及向往美好生活的无比赤诚。

　　在我梳理80年代的记忆时，找到一些影像志。那个时候的人们，虽然处在一种普遍的贫困中，但是整个社会正在或者已经发生了悄悄的变化：

　　1980年8月30号，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这次会议第一次邀请外国记者参加，并事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这次会议也是充满直率的、生动的言论的会议，第一次出现了人民代表毫不客气的咨询部长的场面。国外报道的结论是，中国正在谨慎的、逐步的成为较为开放的社会。（《电视往事》解说词）

　　显而易见，我说80年代是一个美好年代，并非要武断地赞美那个时代完美无缺。我只想说，那个心灵与理性并蒂绽放的年代，在其匆匆落幕、戛然而止之前，人们已经重拾生活的美好理想，紧随自己命运的召唤，开始追求心中的世界与外面的世界，追求一个甘于平凡的理想的世界。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当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社会混乱与政治高压中走出，已经看到了隧道外的一丝丝光亮，初尝了新社会的一枚枚禁果，像是怀着一种初恋的心情，一步步走向开放与自由。而这一切，也正是被圈定在城市之外的农民得以出入城市的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