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在《泰囧》里感受到那位教授兼政协委员说的‘拜金主义’、‘践下’的问题。这部影片走的就是通俗喜剧的路线，不俗也不行，但通俗不等于低俗，无非是描写三个囧人在一条道上囧事囧相百出，何况还是有一定寓意和温情的，不是一味地挖苦小人物，这点比赵本山的某些小品要强些。”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王纪人说道。他认为，“不要因为票房空前的好，突破了12亿，就疑神疑鬼的，认为是靠恶俗赚的钱，更不要动不动指责观众素质太低。今天的受众文化素养、审美水平不够理想，但这个责任不在受众，不在老百姓，而在于我们给他们提供什么。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供给创造需要》，指出在物质和精神匮乏的情况下，供给什么最后成为一种民众的需要，供好的民众的需要就变成好的，供坏的民众就可能接受坏的，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关键要改善生态环境，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现在的选择应该是比较多元的了，各取所需，不要动不动就扣人家“三俗”的帽子，那样又要画地为牢了。”

    “这部电影讲究一种拼贴，把几种类型拼凑在一起，是公路片又可算风光片，有职场拼搏元素，有侦破的元素，有夺宝的元素，还有打斗的、车技的场面，多种元素杂糅编成一个故事，比较讨巧，笑点比较多，蛮有看点的。”王纪人评价道。

   “喜剧与闹剧，两者有天然的亲戚关系，但是闹剧靠闹，如电影“疯狂”系列。太闹了，也不招人喜欢。喜剧应该非常多样化，可以是开怀大笑的，可以是边笑边含泪的，也可以是批判讽刺的。以前的一些喜剧，比较强调人际关系，或服务于政治，讽刺力量、批判力量不强，那是时代的局限。现在我们对一些社会现象非常不满，人见人恨，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喜剧表现出来？艺术家要有这个意识，问题是，我们现在不敢正视现实，有几部电影能真正做到讽刺和批判现实呢? 即使做到了，能通过审查吗？不让讽刺批判黑暗现象，审查不成了掩盖真相了吗？相声也失去了原有的讽刺的功能，最后只好演员之间互相丑化了。现在这个开放的时代，也有很多囧人囧事，都可以成为喜剧的素材。过去喜剧片《今天我休息》算是一种极致了，也不过是好人好事。艺术家要有一种良知，哪怕是通过喜剧的形式挖苦、鞭挞，也是与人为善，希望人们向善。同时，好的喜剧是高雅与通俗兼容的。草根不等于恶俗，侯宝林就是从天桥成名的草根，多有艺术魅力啊！”王纪人说道。

    “现在小剧场话剧中搞笑的占到80%以上，美其名曰“治愈系”，其实算不上是真喜剧。有次看时尚版的《红玫瑰与白玫瑰》，跟张爱玲的原作毫无关系，基本脱离原来的寓意，‘笑果’也不是太明显。几个现在的白领讲点时髦话，玩点暧昧就变成一个戏了。这类话剧看多了后，观众也会厌烦，走向逆反了。”王纪人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