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出生于1954年，从1977年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已有23年的文学写作经历，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她的人生的一半已经在写作中度过了。写作对于她而言，与其说是一种职业和谋生的手段，倒不如说是生命的第一需要。她生活在她的写作之中，如同穿上了永不停歇的红舞鞋一样。她创造了很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是这些作品创造了她，使读者和文学界对她刮目相看。但是至今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且这一角也无以命之。无论是“寻根”、“反思”，还是“新写实”、“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抑或是“先锋派”或“后现代”，这些似乎随便可以套来套去的文学T恤，在款式和尺码上于她总是不相称的。当你刚刚根据她的一部新作用一个理论术语去概括它，并且自以为把握了它的时候，下一部作品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她仿佛是一个淘气的孩子，不断地在跟你玩捉迷藏。其实是她不愿意重复自己，哪怕前一次实践十分成功，而且是她殚精竭虑的结果。与自己作对是她的宿命。这种不安分、不罢休和精神冒险的性格，使她的文学写作本身就成为一次又一次的历险。漫长而缺少群体呼应的文学旅行往往是很寂寞和孤独的，而历险却有着无限的乐趣，自然这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以及越来越厚实的文学功底。

    不与别人趋同，不追求文学时尚，不随波逐流，我什么也不是，我就是我，我行我素，我又不是我。这就是王安忆。尤其从写作《叔叔的故事》开始，这种特立独行的写作姿态，贯穿了她的整个90年代。这使她的写作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个年代中，她交替地写作中篇和长篇。长篇在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成功，因为在80年代她是以中短篇享誉全国的，先后有一个短篇（《本次列车终点》）和两个中篇（《流逝》、《小鲍庄》）获得全国奖，而长篇是需要更多的经营点。例如她的长篇《纪实与虚构》尽管可以看出下了很大的力气，但一则过于离奇，二则恰恰在别人不太爱读的地方滔滔不绝。但是“纪实与虚构”从此成为她相对恒定的创作理念，而在此前可能主要是一种经验，或者在多数的场合中是相对游离的。所谓“纪实”，是指小说中所写的来源于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其原始的面貌，但又不同于真人真事。所谓“虚构”，不再局限于技术的层面，而是对文学本性的一种定位。也就是说文学在本质上不再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而是对世界的重新建构，或者是对人的精神（不仅是心灵）的一次阐述、精神与精神的一次对话。例如《叔叔的故事》就是虚拟中两代作家的一次最经典的精神对话和对“叔叔”的精神审判。作为叙事文学的一种新探索，具有原创性和不可重复性。在虚构中，纪实的材料逐渐符码化，以至成为一个族群的种性，甚至一个时代的人格化。“叔叔”就是一个族类的符码，从精神分析的意义上说，比典型性格的涵盖面要更大，也并无类型化之嫌。我们在接下来的《乌托邦诗篇》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纪实与虚构的叙述方法。“我”和台湾作家陈映真的故事既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又上升为一种乌托邦的诗化虚构。而获得此次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则来源于一则凶杀案的报道，但在这个长篇和最新的长篇《富萍》中，纪实的成分又相对大大淡化。前者是一则报道触发了她的构思和无穷的联想，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文学想象力和表达人物在各种复杂境遇中的行为和心理的技巧，以及叙述人特有的言说方式，而后者似乎力图节制想象，使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尽可能地以朴素和纪实的方式呈现出来。

    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震荡的时期，也是许多人文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谈论王安忆90年代的创作不能不涉及这一点，因为她同样面临了旧的世界观的轰毁和世界观的重建。但是可贵的是王安忆没有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玩世不恭式的媚俗也从来不合她的个性，严肃地写作是她的一贯作风。但是她的创作从此更多地具有精神书写的色彩，与塑造人物的性格相比，她更多地关注各种人物的灵魂，在欢乐的背后看到痛苦，在堂皇的外衣下发现卑微，在平凡的经历中写出不平凡。对人物的精神分析是她在90年代创作中的一个重心，但不是“三恋一岗”式的弗洛伊德主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在对一个族群、一个城市、甚至一个时代进行精神书写和精神关怀。也许这个任务是过于重大了，具象的描写有时不堪负荷，因此在好几部小说中不得不由叙述人来分担，这就是有时候出现议论过多、能指剩余的根本原因。《富萍》倒是有返璞归真的倾向，因此叙述的方式与以往的小说相比，主观的叙述大大减少，叙事作品不再是由一个人表达出来的，即不完全由作品以外的“我”来表达，作品中的“奶奶”、“富萍”、“舅妈”等也参与承担，小说的结构也是“中国套盒”式的，句子很短，对场景的描绘可谓活灵活现，颇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的余韵。但是谁能知道她的下一部作品又是怎样的呢？对于读者来说，王安忆永远是未知大于已知。但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精神书写者，她将在文学的世界中作更广阔和深入的精神漫游，在叙事上还会继续作出出人意外的探索。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是，在个人化的文本中如何容纳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世界以及已经重建了的世界观？这既是一种预设，也是一个期待，但肯定不是一个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