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个观点：气性一元论。提出者：清代学者戴震。

在中国哲学史上，戴震是第一个从理性论的立场为人性 学说立论的哲学家。所谓人性，戴震看来，即是“血气心知”——“人之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者，性也”(《孟 子字义疏证》，以下凡引此书不再注明 )。“血气心知”的实在内容又可以分为欲、情、知三者。因此可进一步说，以血气心知为性，实乃以欲、情、知三者为性。戴震又认 为，在欲、情、知三者中，知是最根本的，因此知不但是人性 ，而且是最根本的人性。将知认作最根本的人性，表现了戴震从理性论的立场为人性论立说的特点。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得他的人性学说与以往的人性论区别了开来。戴震的人性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他认为，所谓的人性是指人的物质的特性，即“气质”、“气禀”的自然性质。包括有“欲”、“情”、“知”三个方面。

“欲”就是人对于声色臭味的追求；

“情”指人的喜怒哀乐；

“知”是指人辨别美丑是非善恶的能力；

由此可见，戴震不是把“欲”排斥于“性”之外，而是把“欲”直接纳入到“性”之中，并认为这三方面都是人性的自然表现，这样一来，“欲”也就是“性”，或者是性的内容之一。

那天理和人欲也就不可能分开。

那么，具体的“知”是指什么呢? 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写道：“辨乎知者，美丑是非也，因而有好恶。”这便是说，知，是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他又说：“知觉云者，如寐而寤日觉，一之所通日知。”

这是说，觉是对当下事物的省悟，如同从睡眠中觉醒过来一样。知，则是通晓事理。人有了知觉，便能辨别是非美丑，因而有了各种好恶情感。

在这里。戴震较为明确地区分了“知”和“觉”，认为“知”由心生，“心之所通日知”，故曰“心知”;“觉”，多由耳目之官产生，与知有本质的差别。用现代哲学的语言来说，觉是指感觉，心知则是指理性思维。

戴震正是从心知与感觉的区别入手，来确立他的人性学说的。他认为，人的本质属性应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点，也是人和人相区别的根本点，这个根本点就是所谓的“心 知”。由此，他断言：知即性— — 能思的心知是人的本质属性。

戴震强调人性是人的类特性，首要的目的在于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强调了心知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和动物最终区别开来的根本点。戴震意识到，人和动物“皆本乎阴阳”，因此都有形体血气之躯，都有耳目之官，因而同有欲，同有觉。但他又指出，人和动物的感觉又是根本不同的，“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同有精爽，而人能进于神明也。理义岂别若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进于神明，岂求诸气禀之外哉!”这便是说，人以所以不同于动物，就是于人的感觉能在心知的指导下进于“神明”，动物则不能。什么是“神明”呢?戴震解释说：“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时。及其无蔽隔，无弗通，乃以‘神明 ’称之。”在戴震看来，同是感觉 ，但存在着“有蔽隔”与“无蔽隔”之分。“有蔽隔”，不能通，“无蔽隔”，乃通；“通”，即是通晓事理；通晓事理，可谓之“神明”。因此，所谓“神明”，即是能否克服种种滞碍而通晓事理。它是由感觉达于理义、达于善的一种境界。

为什么人的感觉能进于神明，而动物的感觉只能止于感觉呢?戴震认为，这是由于人的感觉能“接于”“心知”，而动物无“心知”可“接”；或者说，是由于人的感觉有心知的指导，动物的感觉没有这种指导。由此可见，能否由感觉而进于神明，是人的感觉与动物感觉的分界线，而形成这一 分界线的原因，就在于感觉能否接于“心知”。

可见，戴震所说的人的“精爽”与动物的“精爽”，人的感觉与动物的感觉是大有不同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动物的感觉只是一种本能的感觉，而人的感觉是渗透着理性的感觉；动物的感觉因为是本能的感觉，所以总是有蔽隔，“其照也近”；人的感觉由于渗透着理性，因而能进入神明，“无蔽隔”，“无弗通”，“其照也远”。 然而，人的感觉接于心知何以就能进入神明呢?戴震认为，这是由于人心有“思”之能的缘故。戴震说：“心之精爽，有思辄通，魂之为也，所谓神也，阳主施者也。主施者断，主受者听 ，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则思’。”这里的“魂”，指的是人的精神。所谓“阳之魂”，是说魂魄为阴阳之气，而阳气为魂。魂是与魄相对的。魄是指人的形体，包括人的感觉器官。它们由阴气构成，所以说“阴曰魄”。在戴震看来，耳之能听 ，目之能视，鼻之能嗅，口之能味，都是魄之所为，即耳目之官所为。辨别理义，区分是非美丑，则是心之所为，或“魂之所为”。而所以能辨别理义，区分美丑是非，则在于心之能思。所以戴震说，“有思辄通”。有了思，便能通晓理义。在这里，戴震明确地区分了耳目之官与心之官的功能，并引述孟子“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则思”的著名论断，提出了“是思者，心之能” 的著名观点 。

上述种种论说表明，戴震的所谓“心知”，实则是“能思”的心知，因此说，知即是性——能思的心知即是人的本性。能思的心知即是理性思维。将理性思维视为人的本质属性，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种十分独特的见解，它与西方近代哲学家所提倡的人性即是理性的观点已经颇为接近。尽管这种观点并不正确，但它却意味着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已开始思考如何从人自身来认识人、从人自身来规定人这一具 有现代意义的课题，从而使中国哲学在研究人的本质问题上有某种主体性的意味。戴震不仅将能思的心知看作是人 和动物相区别的根本之点，而且认为，人和人的区别同样在于心知 。

戴震根据传统的观念，把人分作“众人”、“智者”、“圣人”三个等级，说是“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以其心知明于众人，则共推之为智，其去圣人甚远也。以众人与其所共推为智者较其得理，则众人之蔽必多，以众所共推为智者与圣人较其得理，则圣人然后无蔽”。这里所说的众人，当然是指普通大众。戴震认为，普通大众多是愚者，他们的心知较多蔽隔，得理少，难以进于“神明”。较众人高一层级的是智者。智者之为智者，在于他们的心知“明于众人”，较众人蔽隔少而得理多，因而被众人推举为智者。这种人天下较少。然而，与圣人比较，智者则“相去甚远”。“圣人亦人也，以尽乎人之理，群共推为圣智。尽乎人之理非他，人伦日用尽乎其必然而已矣。”戴震认为，圣人和众人、智者一样，也是人，但又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无蔽隔”、“无弗通”，真正达到了“神明”的境界，所以，人们才共推之为圣人。“众人”、“智者”与“圣人”的等级之分，在戴震看来，全在于心知之不同。心知之巨细，是将人区分为“众人”、“智 者”“圣人”的关键所在。从人性论的观点说，不同层级的人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就在于人性的根据—— 能思的心知具有不同的层级。戴震不仅认为同一时代的人有心知巨细之不同，而且认为不同时代的人同样有心知的差异，从而使过去时代的人与现今时代的人有了“暗昧”与“明察”的差别。“以血气言，昔者弱而今者强，是血气之得其养也；以心知言，昔者狭小而今者广大，昔者暗昧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养也。”在戴震看来从形体气质上看，过去时代的人弱而现今时代的人强；从心知上看，过去时代的人“狭小”而现今时代的人“广大”。过去时代的人由于心知狭小“其照也近”，“其照也暗”，于事于物有所不察因而得理少；现今时代的人心知广大，“其照也远”，“其照也明”，于事于物皆能“明察”，因而得理多。可见，在戴震看来，区别不同时代的人，区别不同时代的人性，同样要以心知为根据。然而，同一时代的人以及不同时代的人，在心知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呢?戴震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先天的禀赋不同，其二是后天的资养不同。

戴震的思想就可以作这样的表达：人的本性即是理性，理性最终把人和动物相互区别开来，不同层级的理性则把不同等级的人区别开来；因此，对人的认识在于对人的能思的心知的认识，在于对人的理性的认识；人的发展和提升，同样在于理性的发展和提升；发展和提升人的理性的途径，在于学习和思考。 可以看出，戴震对理性、心知的分析是抽象的，是脱离社会实践的；对不同层级的理性、心知的分析，也同样是抽象的，同样脱离了社会实践。因此，他的理论一旦运用于对人的具体分析，就难免走向失败。然而，也应当看到，在不重视理性思维的中国哲学史上，戴震将理性、将人的心知提升到人的本性的高度，视之为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根本，就显得十分的难能可贵。它不仅为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人性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使中国古老的人性学说 渗进了近现代的气息。这一点更是戴震人性学说的价值所在。

    戴震由他的人性观点出发，提出的“顺民之情，随民之欲，”的主张，不仅与程朱学派的“存天理、灭人欲”是根本对立的，而且，还颇带有某些民主主义的色彩。因此，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性问题的探讨上，正因为戴震的人性主张具有上述的特色，所以，他受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的同情和赞赏。（全文完）（雪影冰痕/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