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对于家的概念比较简单，觉得不过是座小院落。院子里放着一口水缸，屋前长着枣树，到了五月间，上面就会缀满淡青色的枣花儿。推开院门出去，对面仍旧是树，通常是高大的榆柳，斜阳西坠的时分，便从它们的枝叶间，筛过来碎碎点点的金黄。每到过年，我会在那些树上贴几条红纸，上面写的多半是迎门接福或抬头见喜的吉祥话儿，树底下堆着的则是冬天下过的雪，往往是上一场雪还没有消融，又会堆上新落的雪，一直到了阳春前后才会化尽。

这个小院落，住着我的亲人，父母兄弟姐妹一大家子，一起说话儿，一起吃饭。天亮了有的去田里，有的去上学，有的去教书，有的则留在家里操持活计。到了傍晚，大家都从外面陆续回来，我也背着书包从学校往回跑，远远地就能看见我家的房顶上飘着炊烟。我那时觉得，我会一直呆在这个家里，父母不会老去，哥哥不会结婚，姐姐不会出嫁，我大约也不必娶什么小媳妇儿。我想，每个人都该有个家，而家，永远也都会是这个样子。

后来，本村的一个人，从外面回来，我虽晓得他是邻居家的孩子，但之前从未见过，听大人们说，这人去了大地方，每年能挣回不少钱，我听了便很羡慕，觉得他颇为伟大。那时他讲一口听来十分怪异的普通话，为此他的父亲便常常骂他流里流气。他的穿戴更令我觉得惊奇，衣领外翻，脖子上系着领带，脚上穿一双锃亮的皮鞋。再后来，究竟不知什么原因，他再没出去过，和村上的人一样，慢慢地也要到田间去干活。为此，便有人打趣他说：那脖子上的东西有什么用，难道累了要用来擦汗不成，若是和人打起架来，这样子便要吃亏，揪着那根布条子就能把人弄趴下。

从此，我便知道，外面还有个很大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大约有数不清的钱，铺在地上可以随便捡，然后我再用这些钱买一台能够印钱的机器，把它放在村口供所有人用。谁家若是缺了钱，便可以抱一堆废书来，从机器的上面填进去，下面马上就能印出来。我把这计划讲给哥哥听，他显得很兴奋，便问我有了这么多钱，想干什么。我说马上弄一架飞机来，天天拉着你到处飞，想吃什么，想玩什么都可随便，上学的时候，还能开着飞机去。当时，我们正在地里拔草，弟弟在旁边听了，就高兴得笑个不停，我一见他如此，更要用了十分的力气去描绘，后来他便捂着肚子躺在麦地上打滚儿，求我不要再讲，再笑肠子就断了，一直到父亲走过来，才喝止住了狂妄非常的我们。

没过几年，姐姐出嫁，大哥也结了婚。等到二哥结婚那年，母亲病故，至于我的两个弟弟，后来是如何上学，如何毕业，又如何吃了多少苦头长大成人，我竟全然不知。那时的我正在遥远的异乡，趴在雪地上，握着一支冰冷的枪，做着男儿滚烫的英雄梦。从训练场回来，在午休的间歇，我常常走到操场的围墙边，一个人靠坐在那里，望着天空发呆。想到故乡，想到温暖的家，想到兄弟，每每地自感辛酸，及至想到我的母亲，更要每不自主地流下泪来。

现在回过头，看这些过往，我深觉做人的不易，如果我的确有过大欢乐，那也是童年所带给的。后来的生命于我来说，深沉的责任更大于对它的兴趣，假使在某一天，我能够自由地交卸担负，我情愿浪漫地拒绝人生所能贪恋的长度。真正欢快，真正入心的生命体验，决不是现在的这个我所感受到的。这样一种孤单，这样一种像一颗沙砾吹离了家的城堡而带来的剥离感，并非我生来乍想的预期。生命之神，高估了它所拟定的经过尘世洗礼就必然使人达观的计划，当这些洗礼似流沙一样流经在我心上，它一厢情愿地以为我不会在意被它们打磨的疼痛。

在这个所谓的复兴时代，到底有多少人为了生活拼争，离开养大自己的家而来到繁华之城，迷茫抑或不自觉地飘荡，有多少人渐然为繁华迷眼，一点点陷进欲望的执着，任自私的洪流将虚弱的亲情淹没。对此，我并不愿多想，我只知道，无数个曾经其乐融融的小院落，正因为它们愈发变得冷清，变得人丁稀少，父母无依。它们送出一个个在院落中互相被称作兄弟姐妹的人，然后在这个时代像一把被打散的沙粒，从此流落在了繁华之都，漠然地不思乡土。世上的事大抵如此，一个人能得到多少繁华，或就有多少的失落来等着交换，因而，繁华之都，抑或正是失落之城。

我还想知道，像今年这样的天气，家乡的枣花儿，要几月几时才能静静地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