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史意》既是诗话也是史话，史学家汪荣祖的作品并不才气横溢，而是平实中出新意。汪荣祖借白居易的《放言》评说王莽，并未全面否定这个“伪君子”，指出王莽根据周礼来改革帝国，不是空谈，而是力行，他改革的目的是想解决财富不均和土地集中的问题，如果他不改革，新朝可能会长久得多。作者对明末的袁崇焕也有自己的见解，袁崇焕之死甚可悲悯，但平心而论，他自己亦有取死招祸之处，如求功心切乃至不择手段错杀毛文龙，铸成大错，而求功之所以心切，因为他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不能以战求胜，只有亟亟求和，加上敌骑进逼京师，乘机设间，让袁崇焕难以辩说。他的冤狱在青史上平反过度，他固然不是卖国贼，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民族英雄。另外，明朝的存亡并不是系于袁崇焕一人之身，明清消长之势，在袁氏督师之前，在朱由检当崇祯皇帝之前，大致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