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四书”进中学课堂有作秀嫌疑

末学说提“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有作秀嫌疑，似乎在给学术讨论冠以罪名，但实际上这是有比较充实的证据的。

首先谈提法的含义。显然，这种提法，是指让整套“四书”作为中学生的课本。即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作为中学生必读的课程。

再看“四书”是何种性质的书。

可以确定的是“四书”不是“经书”。＜论语＞是通过记载孔子师徒言行来反映其思想的书，实际上是孔子二代弟子中个别高材生的学术著作，隐喻性很强，不是一般学人所能读懂的书。我是专攻＜论语＞的，三十年如一日地体会其义，也未必就正确，深感其博大精深非穷经皓者不能明其义，何况是广大未经专业研读的中学老师呢？可以说，提出“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的人是清楚这一点的（当然未必能悉其书），何必再提这样的建议呢？

台湾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等，曾一直沿旧传统把＜论语＞当中学必修课程，可是，现在不是在在砍这方面的规划而向“大陆”的教育方式靠近吗？明知是步别人失败的后尘而却执意为之，非作秀乎？

＜大学＞是仁学之纲领。但其“三纲领”、“八条目”有几人真的懂得？不是到目前还在讨论中吗？明明德、亲人、止于至善、格物、诚其意、修其身、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概念，有哪位教授的观点得到学人的普遍认同了呢？你郭氏、冯氏、李氏或陈氏等体会，编写出来让天下中学老师当教学范本，不是学阀作风的写白吗？明知如此，还要提出来，非作秀乎？

至于＜中庸＞，学术界对其真实性或合理性早有质疑，许多学人认为是荒诞不经之书或反经之书。

唐代学者颜师古说：“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礼记》中的《中庸》即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中庸》。

　　宋代欧阳修曾说：“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所传宜得真，而其说异于圣人。”（《欧阳修文集·问进士策》）欧阳修还认为，“孔子之圣，必学而后至，久而后成”，然而《中庸》却提倡“自诚”、“自明”，显然是炫耀“不学而知之者”，因此，他便说，“故予疑其传之谬也”。

　　清代学者袁枚、叶酉、俞樾诸氏亦因《中庸》有“载华岳而不重”、“车同轨、书同文”等语而疑其为秦或西汉时期的作品。

　　清代学者崔东壁论证：“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于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言曲而尽。《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远，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于《孟子》，其文小异，说者谓子思传于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言多矣，孟子何以独述此语？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称‘孔子曰’，又不当掠之为己语也。其可疑三也。由是观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崔东壁遗书·洙泗考信余录》卷三）

　　近代学者冯友兰也否定《中庸》为子思所作，他总结了三条理由：“《中庸》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言，所说乃秦汉统一之景象；《中庸》又有‘载华岳而不重’之言，亦似非鲁人之语；且所论命、性、诚、明诸点，皆较《孟子》为鲜明，似就孟子之学说，加以发挥者。则此篇又似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所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还有许多这方面的研究，今提出“四书”进中学课堂者，是清楚地知道这些事实的，对于有如此争议的古书，也还要硬塞进中学课本，非作秀乎？

至于＜孟子＞，其与孔子思想多有不洽浃处，全书修正孔子仁学观点处几乎随处可见，标榜尊孔，实际上却又不知仁为何物，仁本人与人结为的实体成，而孟子却认为仁者反身而诚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从而搅乱了孔子仁思想的宣传。孔孟之辨是清楚的，而一昧将＜孟子＞的大书纳入中学课程，岂非作秀乎？

提出“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者，不会不知道目前“国学现状”，能真正深入孔子思想研究的能有几个人？写点议论，发表点空头学说倒在行，至于讲“四书”则必惹热议。彭林教授在清华大学讲“四书”，说明其有能耐。人文大学生也可以听得进去。至于一些教授想下架到中学生那里讲“四书”，不妨试试看。但末学希望你们的“四书”讲稿先在网上公开一下，让人家看到底是个什么水平，以免别人说你个“作秀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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