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丕的文章不朽观

朱志荣

曹丕是建安时代文学家的杰出代表。他不仅在诗文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文学理论上也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他继承先秦“三不朽”的思想，在文学史上第一次把文章的价值明确地提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纠正了汉儒一味宗经，把文学视为雕虫小技的做法。他的文论思想因其精辟，加之他的统治者的地位，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尽管许多人认为他的诗文成就不及乃父乃弟，而其文论方面的贡献，使得他在建安时代别具特色。

一

文章或文学的不朽意识，当源于先秦的先秦“三不朽”的思想。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鲁国大夫叔孙豹早就提过“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思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三不朽。”虽把立言放在立德、立功之后，但毕竟将立功与立德、立言相提并论，把立言提到了“不朽”的崇高地位。这里的立言，当然还不能和文学直接挂上钩。

汉代的学者宗经、史、子书，视经学神圣，而文学则被看成是“雕虫小技”，是一些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游戏之作。扬雄《法言·吾子》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其中虽然包含着对汉赋现状和赋家处于倡优地位的不满，但也反映了文学及其作者在当时的实际处境。可见在汉代和汉代以前，文章、文学的价值和作用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文学在统治者心中没有庄严的地位，因而在大众的心中也不占重要地位。

但经、史、子学也不及务实，如天子一怒，司马迁便遭了腐刑。可见文人在统治者眼中的地位。这种对立言的歧视，直接影响了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甚至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也想着疆场立功。唐代杨炯《从军行》里的那种“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心态，其实在汉代就有了。

到了建安时代，文士从汉代的那种弄臣和点缀升平的地位，逐渐经由幕府宾僚，再到邺城时期出任主簿、祭酒一类的官职，王粲后来还升到侍中。与吴蜀两国只求救急实用人才相比，曹氏父子无疑更具有文化头脑，因而也更具有立国治国的气度。这也是中国后来会出现三国统一于承魏之晋的局面的内在原因。这也使得文化中国能够一脉相承。

而曹氏父子因着自身的文学爱好，竭力擢拔和任用七子这样的文士，其本身就提高了文学的地位。特别是曹丕以太子的地位，在《典论·论文》中把文学提高到不朽的地位，在社会上更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对后世的价值取向有相当的影响。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章地位的论述，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经国之大业，二是不朽之盛事。这里的文章包括今天的文学，也包括一些应用性文字。这是在积极地鼓励邺下文人扬长避短，并通过文章为曹魏政权服务，把个体生命的价值同治国大业联系起来。在汉儒那里，诗赋是小道，其他应用文体充其量只是辅佐经国大业的工具，而其本身并不能视为“经国之大业”。曹丕称文章为经国大业，无疑提高了文章的地位，并强调文章的不朽全在文章本身，而不须假史托势，是个人精神生命的延续，客观上把个性从名教中解放了出来。

与汉儒政治教化观对文章和文学的评价相比，曹丕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点，充分肯定了文章和文学的独立价值。曹丕这里的文，从他的“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等话看，是不同于经、史、子学的，而包括了诗赋这样的纯文学和具有文学价值的应用文体。曹丕认为文章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所谓的“诗赋欲丽”，更是阐明了文学的文采特征。

然而，尽管建安时代的文士的地位已经明显提高，他们还是受到曹操征战创业的感召，他们的作品也逐渐由早期的忧患转向对功名的讴歌，既而也转向对功名的追求。在这种背景下，这些文人们也容易自视甚高，不安于仅仅做翰墨工作，以图立功封侯。王粲在《游海赋》中甚至抒发过“苞纳污之弘量，正宗庙之纪纲。总众流而臣下，为百谷之君王”的政治豪情。

因此，尽管曹氏父子对文学的热爱促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但重视立德与事功的传统观念依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压抑着对文章、文学价值的合理评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曹丕写作了《典论·论文》，一是要求文士们革除文人相轻的传统陋习，二是充分肯定文学事业是不朽的事业。因此，《典论·论文》可以看成统治者对当时文人的一种号召，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建安时代文学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二

在建安时代，文人们对文学和文章实际上已经开始重视。我们从曹氏父子从各地网罗建安诸子，并且身体力行，亲自创作作品就可以看出。其中曹操自幼受乐府熏陶，创作乐府，不鄙薄辞赋，对他的儿子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在曹氏父子中，曹丕虽在文学创作的成就上不及乃父乃弟，却在《典论·论文》中对文章给予了最高度的重视，强调文章本身就是不朽的事业。贵为太子和将继位帝王的曹丕，在自身享尽世俗的荣华后，不满足于现实，要企求以文不朽。

而政治上失落的曹植，在心态上与则与曹丕明显不同。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这一方面反映出曹植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多少也带有牢骚的成分，是一种愤激之词。与建安诸子不同，曹植出身于摄政王之家，曹操又曾在初期的嘉许中给过他继位的希望，于是以帝王立德、立功为人生的期许。他一心想执掌大权，立德树业。他虽“博学渊识，文章绝伦”[①]，在文学上成就卓越，却属意于继位立德。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自然就不满足于做临淄侯，以辞赋传世。同时，他自认为因文显才，受乃兄妒忌，终不能继位，“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于是愤愤不平，迁怒于辞赋。

鲁迅说：“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②]

杨修在答曹植书中则批评了本家祖辈扬雄（子云）“老不晓事”，认为文章与政治功德不相妨害。“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周公，风雅无别耳。……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③]杨修的这种说法，介乎曹丕和曹植之间，言文章与功德不相妨害。

其实，建安文人能够相轻，说明他们在内心有了一定程度的自重和自负。尽管统治阶层以倡优蓄之，而他们自己又“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表明他们在对统治阶层面前屈从、依附、自卑的同时，依然有着对自己文学才华的自尊和自信。正是在此背景下，曹丕在立为太子后，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对他们的工作做出诚恳而高度的评价，勉励他们勤奋写作，追求不朽。

曹丕为了强调文章的不朽价值，而有意淡漠对功德的评价，而曹植为了强调立德的伟大意义，又不惜贬损自己所擅长、并且投注了莫大的心血、取得卓越成就的辞赋，这使得两人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大的差距的思想显得截然对立。

其实，即使他们的父亲曹操，也是以建功立业为追求的。故曹操曾经慨叹：“神龟虽寿，犹有竞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的壮心，主要是指建功立业。但曹操对文章的看法其实并不会与曹丕相悖。在曹操身体力行的创作影响下，在曹操不以道德水准考评人才的背景下，曹丕谈到文章的独立不朽价值。

三

曹丕的所谓以文章“不朽”与春秋末年的三“不朽”的立言不朽相比，更有着个体意识张扬、个性解放的社会背景，鼓励人们进入创作活动。

曹丕对文章不朽的强调，有他个人身份、处境的原因。在曹丕的思想中，立德本来是被放在首位的。在《与大理王朗书》中，曹丕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他自己身为帝王，故在立德上无进一步的追求，虽然作帝王立德有许多先天和偶然因素。如他身为曹操之子，故能有做帝王的机遇。而长子曹昂战死，曹冲早夭，曹植又为人不羁，缺乏政治家的理性，常醉酒误事，这些都促成了曹丕的继位。即位后曹丕为保住帝位，不惜杀害曹彰，迫害曹植，严禁兄弟擅留京师，私自往来。当然，他也能封“禅让”的汉献帝为“山阳公”而让其善终，礼遇不肯归附的汉室老臣杨彪。这时的曹丕，已经获得了帝王之尊的立德优势，而个人的心胸，现实的处境，都使他的立德，已经处于一个相对固定的地位。

他对文章不朽的倡导，既是他作为太子的统治者的治国的需要，也是他作为文人的一员发自肺腑的心声。

曹丕对文章不朽的倡导，同时也具有时代的社会必然性。在建安时代，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瘟疫流行，珍惜生命，追求延长自己的生命，成了人们的一种现实需要。由于战乱和瘟疫，当时的人们普遍短寿，他们的平均寿命为40岁，曹丕自己也只活了40岁。短命使人们追求长生的愿望更为迫切。

但曹氏父子是不信神仙、长寿之说的，于是曹丕把追求延年益寿的希望寄托在曹氏父子所喜好的文学上面，以追求精神的不朽。与求仙问药相比，文学确实是解决人生不朽的一种积极的途径。他在《营寿陵诏》中反对厚葬，认为尸体骨肉终究要腐朽的，对肉体的死亡表现得很通达。这也从侧面证明他以文不朽观点是真诚的，而不只是对属下文人的要求。他将自己的《典论》和诗赋抄写分赠给孙权、张昭和臣下，也反映出他自己追求以文不朽的强烈愿望。与失意落魄文人以文追求不朽相比，曹氏父子以帝王之尊追求不朽，对文士更具有表率作用。

曹丕还认为，文学可以使文人“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可见这是曹丕思考生命的意义的结果，特别是在七子纷纷去世的背景下。他在《与吴质书》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对此，他有“节同时异，物是人非”的感慨。而七子的辞赋华章，却足以流传后世。曹丕自己的诗，许多也被钟嵘称为“美赡可玩”的。

《论文》同时可以看成对文人的一种号召和要求，希望文人们追求名垂千古，而不要相轻相害。而对于立功，在曹丕那里则未被重点提及。因为当时军阀混战，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立功问题并无绝对的原则，而且“荣辱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这番话对于那些功名心强的文人们具有鼓动性，他让他们树立献身文学的理想，坚定信念、不畏劳苦、不懈努力，在文学的园地上建立功名。

同时，对于个体有限生命的感伤，使人追求不朽，以超越生命的有限，使个体的生命超越生死的藩篱而传世不朽。因此，文章成了当时文士们安顿和慰藉生命的寄托。他强调，“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肉体的生命是随时可能结束的，世俗间的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都将与肉体俱逝。而文学则能度越时空而持久地流传下去。文士们可以通过文章以求得声名的传播久远，从中自发地体现出对个人价值的一种积极的追求。曹丕本人也同样把个人的生命寄托在文学之中，以身说法，印证文章的不朽。

在那个生死难测、祸福无常的时代，文学更是文人安顿生命的方式。那些体现当时文士们忧患意识的作品，以作品抒泄情怀，解决人生的忧患问题，也是意在积极主动地解决人生问题，以求心灵的安宁。

总之，曹丕的文章不朽观，既有对先秦“三不朽”传统的继承，也体现了时代的自觉意识，以及曹丕本人对文学的爱好与重视，而建安文士们的成就也激发和鼓励了他这种思想的成熟，而文人相轻、不安于著述的心态，也促使他进一步号召文士们勤奋著文，在文学领域做出成绩。作为一个守成之君，曹丕未能在政治上完成曹操的统一大业，而在文化事业上则有较大成就。这就更证明了文章不朽观在他人生中具有着重大的意义。

2001年4月3日于韩国全北大学

刊于韩国《人文科学研究》2003年8月，第26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