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间，不少媒体披露了英国登山者戴维·夏普被困珠峰山顶，因缺氧最终导致死亡。其间至少有40人经过他身边，却无一人伸出援手的事件。一些媒体以“一个世界登山者的耻辱”来描述这一事件。

我们报纸也做了那个珠峰上的道德之争的报道，但发得太晚了。

看大样的时候，我改的惟一一个题目，就是这篇。题目原先是：“是道德滑坡还是无能为力。”我以为不妥，改成：“一个世界顶峰上的难题讨论。”

这篇报道围绕要不要救的道德选择展开，最后试图以棋高一着的方式把落脚点放在施救预案上。

青菜问我的想法，我说我都不大赞同。

这里最大的问题不是道德滑坡。世界顶峰上，每一个人都是贴着死亡线在行走，在生死一线之际谈道德是不是滑坡，不恰当，不准确。上珠峰的人，是对自己挑战，是一种极限式挑战。在死亡地带，施救这样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不是无人援手相助，而是根本就不可能救助，要救助只能靠自己的登山协作队。”从此次珠峰攀登归来的女将罗丽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英国登山者戴维·夏普无人救援的真正原因。

罗丽莉自身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登上二级台阶前，她曾经不小心滑下了雪山，挂在悬崖上，双腿悬空，孤立无援，当时有10多登山者从她头顶上跨过去，四目相望，却没有任何人采取施救措施。“这些途径我头上的登山者包括戴维·夏普。”

夏普离开英国时曾安慰母亲琳达说，“那里（喜马拉雅山）到处都是登山者，你永远不会孤单。”不知道那是对母亲温情的安慰，还是善意的谎言，抑或是无知性的善良臆想。

我愿意选择的方式是对夏普的最后陪伴，或者讲是临终关怀，给予他人生最终的慰籍。登顶的成功和尊重生命相比，相去太远了。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强者，问题在于我们难以逾越生命的终点线。1996年登上珠峰的艾伦·欣克斯曾为了救一名垂危的登山者而放弃了征服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计划。他认为，海拔8500米左右对人类来说已属“死亡地带”，到达那个高度的人身体本身就已经受到极大损害。“你可以坐下来陪着他，两人一起等死，”欣克斯说，“但你绝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背一个人下山。”

这只是我的选择。

我以为，在这场争论中，任何一种意见都非常值得尊重。

坚持施救的，虽然不现实，但是他们在维护人类的道德信念。当我们跨过即将告别世界的夏普时，可不可能救，想不想救，虽然在行动上是一致的——都没有施救，但实际上差异很大。一念之差，天上地下。人类的共同文明，常常就是在一念之间。

坚持不救的，往往是身临其境的那些人，他们是贴着死亡线在讲说死亡地带的真相，有分寸感，更接近生命本体的感受。在我们的脚步没有和他们重叠之前，评价他们的权利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因此，尊重他们，有着非常多的理由。

上海，是有一个海纳百川之说的城市，设身处地去理解我们原本不是很理解的人和事，放开胸怀去接纳我们完全陌生的人和事，应该继续成为这个城市的特征。一个媒体，如果更明确地去体现这个特点，那么就不辱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