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是苦难之子

苦难出作家——我赞同这个观点，换成我的话，作家是苦难之子。

大作家大多命运不济，历经坎坷甚至备受屈辱。上自屈原司马迁，中至曹雪芹、下到莫言张贤亮贾平凹，莫不是点儿背倒霉悲催的苦主。《红楼梦》被认为是曹雪芹的自传。由一个皇亲国戚沦落为布衣匹夫，巨大的命运落差把他难为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不经意间垫高了中国文学的海拔。唯其经历苦难，方能有所作为，这大概是作家的一种宿命。

换个角度讲，苦难是作家的创作资源，苦难越多资源越丰富。张贤亮戴着右派帽子被下放改造的十多年，恰恰是他最丰产的自留地，《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都产自那块自留地。勃朗特（夏洛蒂、艾米莉、安妮）三姐妹从小失去母亲，家境贫寒，成长在寄宿学校，她们以自己的经历写出了《简爱》、《呼啸山庄》和《艾格尼斯.格雷》。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以1945年起被流放哈萨克关进集中营8年的经历，写出了《第一圈》和《古拉格群岛》，获得了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某种意义上，苦难成全了作家。

就文学史来说，文学的兴盛往往与社会的太平成反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战乱不堪、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而中国的现代文学却是在那个时期蓬勃兴起，涌现出了鲁迅林语堂钱钟书巴金张爱玲等一批巨匠。六七十代的十年动乱，成就了朦胧诗，成就了伤痕文学。我至今认为朦胧诗和伤痕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镇馆之宝。相反，好作家是享不了福的，茅盾、曹禺的后半生几乎是空白了，对他们来说，写不出东西比经历苦难更痛苦。巴金倒是在晚年以一部《随想录》实现了自我救赎，而《随想录》正是对十年动乱的反思。

苦难所以成就作家，是因为作家具有咀嚼苦难的能力。苦难在折磨作家肉体的同时也激活了作家的灵魂，使其思想变得深邃。《史记》的出彩之处并非史实，而是每篇之后的“太史公曰”。挨饿的萧红总是能把饥饿描写得如同饿狗面对一块骨头。

苦难所以成就文学，是因为人大都有一种悲悯情怀。苦难的故事往往能触及人的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作家把苦难描绘得越生动，就越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因此，悲剧的生命力往往是最持久的。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悲剧。莎翁的众多戏剧中有喜有悲，但多数人只记得《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哈姆雷特》。

由此产生另一个问题，作家为什么写作？此前，我说过写作即倾述。现在可以进一步说，写作就是作家在诉苦。这种苦更多的是心苦抑或自虐。作家是一群善于发现痛苦、感受痛苦、描述痛苦的人。曹雪芹自不必说，鲁迅自不必说，即便是钱钟书、杨绛这两位超脱的大师也一样，只不过他们把痛苦当作了营养品，学会了自嘲。贾平凹的《废都》貌似玩世不恭，可那么些的“此处省略多少字”中分明饱含着悲伤的潜台词。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正是作家心境的真实写照。

如此一说，肯定会让很多作家不高兴，也肯定会让很多想成为作家的人不屑。没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我不说也是这么回事儿。实际上，能把心思变成文字的人都可以称其为作家，不过，没有坎坷复杂的阅历、没有经历过苦难，很难想成为大家。而这，既要看能力，也需要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