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博山银匠(1)

刘培国

1

    博山的银楼可能远没有山西平遥的源远流长，博山的银匠技艺也许不能冠绝天下，但是，三千年銀器史脉的最远端，却厚重的铭刻下这样一个记载——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陪葬器物中,发现一件秦始皇三十三年造的鎏金刻花銀盘，制作精細，装饰讲究，已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銼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等工艺，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今人无法证明那件鎏金刻花銀盘一定出自博山人之手，却不能否认这类传承势必对博山银饰文化形成深刻影响。遥远的追溯难以实现，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最后的博山银匠休戚相关之地。
    博山银子市的由来，也非缘于银行和银号，却是银号银楼云集。大街是沂蒙、泰莱客商进入博山第一商埠，其商业地位可想而知。这大街北口的银子市周围，自然商号林立，银楼密集，请容笔者稍加细述——銀子市街徐家后門马海峰家有继盛銀楼、大街马建初有东元盛銀楼、马月轩的东盛銀楼久记、马继德的長盛銀楼，一河之隔的西冶街则有马继厚的福盛銀楼、馬立霆的福盛銀楼、刘衍升的庆祥银楼，其它银号还有宋家胡同的钱家福、钱俊声、銀子市的钱家财、西关街的钱有声、大南北胡同的辛宝坤、孔家桥的孔庆连、东关的张志愷、于家胡同的于金洛、文庙东巷的李德盛、大街的王化龙、杨承恩、刘家胡同的李象溪、双磨胡同的李玉珠等。其中大街马家是金银首饰制造世家，东西两家马家银楼，都是马家两兄弟的，庞大家产包括对着高家胡同的西盛银楼和高家胡同内的马家花园。马家制造金银首饰的手艺精美誉满齐鲁、富甲一方，马家儿女，个个读书习字，在清末民初的商人家庭中实不多见。

    很早以前，汇金银行便坐落在银子市，博山城里大小银号、银楼，每天大清早，都会差人去那里“听行市”。汇金银行的每日行情，牵动着博山城金融业主的神经。为近水楼台计，银子市附近，便聚集了上述大小金融字号不下十数家。仅宋家胡同就有银号、银楼四五家，大多是钱姓氏族所开。昔日庆祥银楼的总经理、今年八十八岁的刘衍升，形容宋家胡同是“一胡同银楼！”1932年7月，中国银行博山办事处落户宋家胡同时，刘衍升年仅十二岁。

    刘衍升的爷爷刘在荣是买卖世家，博山新盛街人士，经常带着儿子刘序祥去山西贩木耳，不知是不是走过了平遥、太谷、祁县，看到了日升昌坐镇一方汇兑天下的风光，瞬间感到了行商赶脚的鞍马劳顿，大腿一拍：“不跑了，回博山开银楼去！”就到博山宋家胡同钱家银楼学了一年，十八般银匠手艺便样样精通，在博山大街创立了聚兴银楼。刘在荣想，我干不出名堂，就由两个儿子干，儿子不行再由孙子干，别人家能行咱家也能行！聚兴号遂成为孝妇河东岸知名的银楼。凭东窗俯瞰，可见西关至大街北头熙熙攘攘的来往商贾、吆五喝六的买卖摊点；推开西窗，又能越过福门桥，远眺古笼水西岸，自李家窑、郑家峪、李家林、福隆德木厂、近德惠大戏院、炉神庙、西寨、观音堂、段庆德的远馨斋烧肉铺，到鏊子市、箔帐市直到李家老宅子所在的新盛街，皆可历历在目。就连高矗城西炉棚遍地、烟筒比邻，家家户户以冶炼制造琉璃料器为业的整个西圩，都能尽收眼底。

    1921年夏，博山连阴雨40天，“掘地不盈尺，水即上涌”。8月13日“复大雨，山洪暴发，淄、孝二水涨。永济桥石栏冲没；冯八峪坏房数十间；鱼市街房也有被冲没者；大街、福门内外水高于门，溺死多人。”走南闯北、经多见广的刘在荣，从西窗口朝外只那么一望，“天啊！西圩没了！”就一下子瘫在地上。老人看到昨天还车水马龙的西冶街、新盛街、税务街变成一片汪洋，黑红色的浊浪汹涌着滚滚北去，水面上翻滚着毁损的家具、折断的树木、房屋上的大梁和檩条，以及不计其数的枯草木屑。老人经受不住这种恐怖的打击，瞬间中风，一躺就是四五年。大水过去数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老刘家添了一个孙子，就是刘衍升。

    后来，刘衍升的父亲刘序祥从父亲刘在荣的聚兴银楼撑了出来，到税务街办起了德庆祥银楼作坊，主要供给博山东部南部山区譬如郭庄、源泉、石马等地的金银首饰买卖，四五岁的刘衍升从此就在德庆祥银楼跑出跑进。

2

    刘衍升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位于税务街中段德庆祥银楼的左右街坊。拥有五间门头、玻璃亮窗的五金公司，弥漫着大米饭香味的干饭馆，满地坛坛罐罐碟盆勺碗的窑货铺，时有煤行老板走动的太阳公会，制修木轮车的车木匠店，药香味常年不绝的师竹堂药铺、寿春堂药铺，以及名声不小的郑西洲镶牙馆。后来、日本鬼子侵略博山，这里原来的碳业公会又驻进了日本“宣抚班”，博山人要想乘坐火车外出，必须先到警察局开信，再来“宣抚班”盖章，才能买到一张博山至济南的火车票。宪兵队成立，“宣抚班”关门，预示着日本鬼子在博山站稳了脚跟，这是后话。“宣抚班”还在于家胡同的墙头上开一个窗口，向百姓施药。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的，就到那窗口下，踩上那块青石板的高台子，里头就说话了：“哪里不好啊？”外头就说，“心口疼。”博山人的“心口疼”就是胃疼。里头就包起一个小包，有几粒药片，回家吃上也还管用。

    刘衍升七岁进私塾，三年级进考院小学，赶上大街钱家大门的四年级同学钱汝敦挑头闹学潮斗胡步周。洋学堂去不成了，这一回钱汝敦家请的是钱龙奎独先生教授，想念得花钱，终究没有上成，洋学堂也没得上，只好回家老实着学徒做银活。

    日本人进博山的前一年，十六岁的刘衍升已经离开税务街，跟随父亲刘序祥、叔叔刘序舜，把银楼开到了八陡石炭坞一带，但脚力到达的地方，逢集必赶。博山北部的蕉庄集是个大集，叔叔刘序舜赶蕉庄集却拦不到足够多的生意，雄心不已的刘衍升靠着一股虎劲替下叔叔，生意最忙活的时候，在石碳坞蕉庄之间一天能跑两三个来回。

    1937年末，通货膨胀波及民生，社会陷入一片混乱，日本鬼子乘虚而入。12月30日，博山沦陷。翌日清晨，不堪煎熬的部分饥民无处卖粮，从年高七十的老人到五六岁的孩童，一呼百应成群结队地涌入北关下河，直达程玉琨的“谦益祥”货栈，哄抢粮食和生活用品。人们跑出跑进，手提肩扛，有的不管生熟边走边吃。据说此前饥民已经抢了不止一个地方，“景德东”已被抢劫一空。歇业的“谦益祥”库房锁门闭户，饥民们便破窗而入，忽然来了日本飞机，嗡嗡嗡地从头上飞过，作超低空飞行，低到什么程度？据今天仍健在的目击者说，人们清请楚楚地看得见飞行员的眉眼。飞机飞走，立刻又人山人海，只有那些年幼的孩童自己退出或被大人喝斥退出，害怕飞机丢炸弹。这一次，刘衍升没有退出却趁机挤到了前头。看守谦益祥的只有一个账房先生侯维志，高举着双手大喊：“别抢啊！不能抢！”饥民们哪里会听，眼看着一袋袋花生、黄豆、小米、洋面被扛了出来。抢到粮食的开始扯腿往家跑，领头的也就是跑到北关头，荷枪实弹的鬼子就到了。起初只有三四个，试图阻止事态，分头把人群往河东、北关、北关头以南驱赶，不但没人听套，而且疯抢愈演愈烈。然后又来了四十亩地的两路鬼子，堵住了大门，领头的问侯维志：“他们，什么的干活？”侯维志好歹见了救星：“小嘟噜的干活！小嘟噜！”“小偷？”“是是是！”机关枪就响了。就像割庄稼，饥民一片一片地倒下，血流成了溪水。尸体耷拉在窗户上、墙头上、台阶上。日本人个子矮，步枪比个子高，刺刀也长。有个平素在黑山沟底下摆小摊的饥民，粮食还没抢上，听见枪响，躲到一个屋檐底下，被一个鬼子搜出，刺刀一捅一拧，肠子就哗啦一声淌了出来，被捅的人把肠子摁回去就跑，鬼子倒也不撵，眼看着那人在大路上划出一溜鲜红的血线。周元福被子弹打穿了左脚脖子。张敬玉左胸挨了一枪，口吐鲜血．跳堰逃跑时，左肩和屁股又各挨了一枪……这次事件，连现场打死并拉到河东水磨崖枪毙的博山饥民79人，伤30人，多是大辛庄、李家窑、河东、五龙、北岭、北关、东关、大街、城西等地的饥民百姓。直到下午三点，鬼子走后，罹难亲属赶到现场认尸，嚎哭之声，动地震天。

    十来年前，日本势力早已渗透博山，西冶街上就悬挂一匾，上书“大日本帝国驻博山领事馆”，以同种同文的名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所以进入博山第二天的鬼子听到侯维志说“小嘟噜”马上心神领会，一点不觉陌生。机关枪响的时候，仗着年轻力壮的刘衍升飞毛腿一样跑出了包围，跑到了北关头，捡了一条性命。回到新盛街老宅子里躲起来，好久六神不定。被打伤的饥民仓惶回家，叫人到“卍字会”（一慈善机构，位于福门口东北）求药，早已大门紧闭，扫兴而返。子弹打在大腿上，进口只有花生米大，出口却像碗口，红白相间的肉牙子直打哆嗦。有的子弹打穿别人的胸膛，又钻进自己的大腿，伤口不大，回家高低不长口子，最终流黑血而死。远在八陡的爷娘早已听说了“谦益祥”流血事件，儿子刘衍升又杳无音信，急得火烧火燎。风声过去，刘衍升回到八陡，爷娘大喜过望：“哎哟，可算回来了！”

    鬼子来到博山，没有要走的意思。博山首饰业逐渐衰落，大部分銀楼改為小摊经营。西冶街一带毕竟“珍珠玛瑙翠，琥珀琉璃街”，一时出现暂时的繁荣。飘泊八陡赶集奔命的德庆祥银楼，迁回西冶街南首，更名为庆祥银楼，刘衍升与父亲、叔叔一起经营。其间往来客户可谓五花八门，啥人都有，国军的散兵游勇便衣探子、八路军游击队、日本人的警备队、博山县警察局，都明里暗里来来往往。为了庆祥银楼的经营，叔叔刘序舜不得不与警备队、警察局拉拉扯扯，却并没赚出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