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文物专家沈从文

张新颖教授的书我原本读得不多，但是他几年前出版的那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随笔集《迷恋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像“平民教授”谢泳一样，笔下文字没有学院派惯常的陈词滥调，体现了作者丰润的写作才情和谨严的学术品质。因此，他的新作《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甫一问世，我便怀着浓厚的兴趣一口气读完，忍不住赞一声：“好书！”

1902年出生、1988年去世的沈从文，前半生是一位活跃的天才作家，著有《边城》、《湘行散记》等经典文学作品；后半生却被迫把对文学的满腔热情转向对杂文物的研究，在故宫博物馆的青灯黄卷中浮沉，半路出家写出堪称服饰研究领域扛鼎之作的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他的得意门生汪曾祺说：“沈先生五十年代后放下写小说散文的笔，改业钻研文物，而且钻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国人、外国人都很奇怪。”奇怪归奇怪，沈从文后半生是寂寞的，简直跟他的前半生判若两人。关于作家沈从文，我们读到了以金介甫《沈从文传》为代表的不少出色传记；而关于文物专家沈从文，在张新颖的新著《沈从文的后半生》问世之前，靠谱的传记难得一见。本书从风云变幻的1948年起笔，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详实叙述他后半生的社会遭遇、个人选择和内心生活，真实再现他为始终不肯放弃的物质文化史和杂文物研究而做的超常努力和付出，让我们见证了沈从文面对不得不接受的命运是如何书写传奇的。

莫言获诺奖之前，国人有着很深的诺奖情结。不少人为了加重对沈从文的崇仰和表达遗憾，总喜欢这样说：“如果沈先生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候选人。”而著有《沈从文精读》一书并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开设相关课程的张新颖则认为，获奖与否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他从1985年开始细读沈从文的作品，1997年写出关于沈从文的第一篇文章：《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2002年底，《沈从文全集》出版，1000多万字中有400万字生前没有发表过，这400万字中的大部分又是1949年以来所写。读完这些，在沈从文的世界中久久徘徊不愿离开的张新颖，“产生出明确而强烈的写沈从文后半生的冲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新颖说，2013年完成《沈从文的后半生》书稿时，他想起1997年自己写沈从文的那篇文章，才恍然明白，原来16年以前就有了这本书的“一个胚胎”。16年磨一剑，终成正果。

普通读者对沈从文的印象，可能比较笼统，只知道由于政治或是命运里的无奈，他后半生不得不放弃心爱的文学创作转搞文物研究，期间受过很多苦等等，对他的认识停留在对其命运的同情上。连黄苗子都辛酸地感慨：“天安门城楼上的男女厕所，沈从文认认真真地天天去打扫，他像摩挲一件青铜器那样摩挲每一座马桶。”而张新颖想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沈从文后半生的“笼统”说清楚。全书17章、26万字，运用大量具体的事件和细节，力求把沈从文后半生的完整状态、他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让读者对沈从文的后半生有个总体的把握。

张新颖认为，沈从文在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和从崩溃中的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因此，本书在呈现沈从文的半生经历、他在生活中所受磨难的同时，特别着力于呈现沈从文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活动。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这种连续、细密、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全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张新颖从中发现了沈从文真正关心的东西，那就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普通人在生活中的劳动、创作和智慧，所以他的文学世界不拒绝任何人、不排斥普通的读者。张新颖由此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深深折服，是沈从文后半生钟情于杂文物研究的内心驱动力。正因为如此，在强大的潮流消退之后，原本弱小的沈从文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像在《迷恋记》里经常读到大段引文一样，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又“故伎重演”，“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沈从文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感觉作者“耍滑偷懒”。但张新颖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呈现沈从文丰富、复杂、长时期的精神活动，不能由推测、想像、虚构而来，必须见诸他自己的表述，“我不能代替传主去想、去说、去做；我也不把传主所想、所说、所做，转换成我自以为是的表达方式”。况且沈从文是作家，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可以引述。我是认同这样写作传记的。比起作者代替传主表达，我更愿意看到传主自己直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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