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本好书不容易

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嫡孙瞿同祖是吴文藻先生的学生、费孝通的燕大同学。他少年早慧，二十七岁时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封建社会》一书。后来罗隆基见到同在西南联大兼课的瞿同祖，老老实实承认，他教课的主要参考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若无此书，没法开课。

1943年，瞿同祖经由吴文藻先生推荐，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工作。他边工作边进修，选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与人类学系开设的多门功课。1955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瞿同祖因杨联陞推荐担任该中心研究员。在此期间，他于1962年完成其名著《清代地方政府》一书。

其时，大陆已完成了改朝换代。瞿同祖觉得，“一个中国人不应该毕其一生都在国外工作”。而冷战时的中美两国还相当敌对，瞿同祖不能直接从美国归国，便离开哈佛，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任教，然后于1965年秋绕道欧洲回国。

那一年，瞿同祖55岁，想再写一本好书。他说：“写书容易，人人都会写。可写本好书，就不容易了。要写本传世的好书，就更难了。……我在燕大的一位老师叫洪业，我离开哈佛大学去加拿大，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再写一本好书。”刚回国时他信心满满：“我55岁了，精力应该是正旺盛的时候，写到65岁应该说可以吧。”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加上后来健康出了问题，瞿同祖从1965年归国，到2008年逝世，始终未完成他念兹在兹的那一本好书。协和医院的张医生对瞿同祖说：“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就焦虑引起的。”

我在张冠生先生的《晴耕雨读》（新星出版社2014年2月）一书中读到瞿同祖先生的上述人生际遇，不禁想起我的军艺师兄阎连科近日在台湾“世界华文小说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演讲。

阎连科无疑是当下中国最有创造力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长篇力作的出版，使他成为目前在国际文坛最受瞩目的中国作家之一。但他还想写出一篇或一部他以为的好小说。

“于我而言，今年已经55岁了——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年龄。”阎连科在演讲中说。瞿同祖正是在这个年龄回国的，多么巧合。

阎连科又说：“岁月、年龄、命运，在不出意外时，大约还会给我留有五到十年最好的写作期。”这与瞿同祖的判断不谋而合。而在这五至十年间，阎连科到底能写出什么作品呢？这是他命运中最大的未知。他不贪婪，他说：“我最大的理想是在我的人生中仅仅写出一篇或一部我以为好的小说。”

写出好作品，需要作家的才华、灵感、身体，也需要安静宽容的社会环境。但愿社会、命运成全阎连科。但愿瞿同祖式的悲剧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