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醉酒

初春的一个晚上，我在厦门“小鱿鱼”请李西闽、谢泳、韩松落、须一瓜等大侠吃饭。说是请吃饭，其实是请喝酒。这是中国人说话性喜拐弯抹角的又一例证。那天晚上酒喝得比较畅快，不知不觉干掉了九瓶红酒。谢泳少年老成，以往和我们喝酒一向沉稳，但那个晚上似乎也喝出了一些状态，不仅与远方的德培、永新、云飞等大声讲电话，还直要《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的译者饶佳荣先生给我和南宋寄赠他的译著。听须一瓜说，谢泳此前也是醉过酒的。这是谢泳的可爱之处，所以我们很愿意成为他的朋友。

许多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一个会喝酒的男人，如果他没有醉酒的历史，我不跟他做朋友。”会喝酒而从不醉酒并非一定是酒量过人，正如游泳溺水而亡的往往是泳技高超者，只是这样的男人城府太深，睡觉也睁着眼睛，对谁都不信任，时时藏着掖着，真比“横眉冷对”的鲁迅先生还警觉。对这种人最好敬而远之，免得被算计。

重温《鲁迅日记》，发现北京时期的鲁迅也曾有过疯狂喝酒的经历。以壬子日记（一九一二年）八、九月所记为例，八月饮酒十次：一日“晚饮于广和居”，二日“晚杨莘士招饮于广和居，同席者章演群、钱稻孙、许季黻”，九日“午后张燮和来，同季市饮酒少许”，十日“晚小饮于季市之室”，十四日“夜饮于季市之室”，十六日“夜饮于季市之室”，十九日“晚铭伯治酒招饮”，二十二日“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二十八日“晚稻孙来，大饮于季市之市”，三十一日“晚董恂士招饮于致美斋”；九月饮酒八次：四日“晚稻孙来，遂同饮于广和居，铭伯、季市亦去”，六日“晚饮于季黻之室”，八日“晚稻孙招饮于便宜坊”，十一日“晚胡孟乐招饮于南味斋”，十三日“晚稻孙来，并招季市饮于广和居”，十九日“晚稻孙至，与铭伯、季市同饮于广和居”，二十五日“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二十七日“晚饮于劝业场上之小有天”。一个月饮酒十次、八次，可谓频繁。

频繁饮酒的鲁迅是否会醉酒呢？萧红在名篇《回忆鲁迅先生》中说：“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许寿裳在回忆文章中也说，鲁迅不敢多喝酒，因为他的父亲曾有酒脾气，所以他自己很有节制，不敢豪饮。但从《鲁迅日记》所记来看，北京时期的鲁迅不仅耽于杯中物，而且常醉。如一九一二年七月十四日记：“下午偕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甚醉。”半个月后的八月一日记：“晚饮于广和居，颇醉。”月末的八月二十八日又记：“晚稻孙来，大饮于季市之室。”“大饮”必是要醉的了。许广平日后在《欣慰的纪念》中也说过，由于当时政治的压迫和“正人君子”的诬陷，“真使先生痛愤成疾了。不眠不食之外，长时期在纵酒”。这从一个侧面证实北京时期的鲁迅的确是常常借酒来消解心中苦闷的。

我对鲁迅的醉态有些好奇，但查了手边的几种鲁迅传记，包括许寿裳的《许寿裳谈鲁迅》（东方出版社二00八年十一月版）、曹聚仁的《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九年四月版）、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1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00三年四月版）、林志浩的《鲁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七月版）等，似乎都为尊者讳，不记这方面的材料。依我的经验，越是理性的人，醉后的场面越难收拾。所以许广平一九二五年十月与鲁迅确定爱情关系后，便婉转陈说，要鲁迅禁烟、禁酒。鲁迅对许广平的要求似乎打了些折扣，烟照吸，但酒却是真的少喝了。他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给李秉中的信中说：“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所以我有一个想法：一九二六年鲁迅愿意选择到相对僻静的厦门大学任教，除了想远离政治，远离京城学者、教授圈之外，恐怕也有逃避酒场、酒桌的意思在里面。事实上，鲁迅到了厦门以后，熟人、相得的人少了，生活习惯有了很大改变，几乎不再喝酒，因为喝酒会让许广平不安。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经常流露出在厦门“无须喝酒”的欣悦心情，甚至憧憬说：“将来如到广州去，应该在校中取得一间屋，算是住室，作为预备功课及会客之用，另在外面觅一相当的地方，作为创作及休息之用，庶几不至于起居无节，饮食不时，再踏在北京时之覆辙。”可见鲁迅对北京时期狂喝滥醉的生活有了深刻的悔意。

因为许广平的“禁酒令”及健康的原因，鲁迅后来在酒桌上的应酬明显减少。这使鲁迅有了更多的写作时间。看来，我应该修改我说过的话，以后少灌朋友的酒。当然，朋友相聚，酒总还是要喝的。但喝酒应适量，不醉为妙。毕竟，经常醉酒是损害健康的。

朋友们，我们都少喝些吧。

                                         （2013年12月10日《今晚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