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起来，李鸿章对日本和朝鲜发生兴趣，时间上比1870年他受任直隶总督后涉足日本和朝鲜事务更早。

凡熟悉19世纪中国历史的人，于中国大多数士大夫对前所未有的外部危机盲目自满，必定有深刻的印象。但李鸿章是个例外。当他于1862年到上海出任江苏巡抚，领导同太平军作战时，由于平生第一次面对西方武力和侵略的威胁，有不平常的机会深刻了解西方武器和西方军事人才，并由此产生对西方武器及技术的浓厚兴趣，第一次吸引他注意日本为了军事自强而学习和采用西方科学技术。在1864年春的一封致总理衙门函中，李鸿章赞扬日本在军事自强方面的努力，建议在现行科举制度中，为专攻技术的考生创设一个新科，以资鼓励。著名学者蒋廷黻称赞此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

令人痛惜的是，保守的满族宫廷拒绝了李鸿章的建议。否则，中国近代史就有可能改写，李鸿章日后也可能不必承担“卖国贼”的骂名。

1870年秋，直隶总督李鸿章首次与日本使臣在天津遭遇。这也是中日两国中止了300余年的正式邦交后首次官方接触。

历史上，日本也曾是中国的一个朝贡国。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足利义满为了通过贸易充裕国库，接受了朝贡地位——从1433年到1549年有11个朝贡和贸易使节航使中国，直到16世纪中叶以后才中断这一做法。

此次日本政府派出外务大丞柳原前光来到中国，是想仿效西方列强，试图订立一个类似中国与西方国家订立的那种商约，谋求最惠国条款，索取“内地通商”等特权。

在清朝士大夫普遍以轻蔑和偏见看待日本的时代，李鸿章却中日合作抱有某种模糊的希望。他热情接待了柳原前光，并致函总理衙门，表示同日本立约是可取的。

在总理衙门拒绝柳原前光的要求后，作为对这个日本专使的新求助的反应，李鸿章再次致函总理衙门，坚持中国既已与西方许多国家立约，不宜拒绝同日本这样一个紧邻的国家缔约，否则会使日本转而成为中国的敌人、西方的盟友。

由于李鸿章的干预，总理衙门终于改变了早先的决定，奏请由李鸿章负责准备对日本订约谈判。

这是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处理的第一个重要的全国性问题。不曾料到，1870年12月，极端保守的安徽巡抚英翰对拟议对日条约进行了猛烈抨击。李鸿章则在1871年1月的一份奏折中再次重申，日本如果受到中国拒绝，必将同西方结盟，而如果加以适当笼络，它将为中国所用。

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意见自然比安徽巡抚英翰的意见更有分量，因此当日本于1871年4月又派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使前来中国议约时，清廷谕令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办理两国通商条约事务。

谈判系根据中国提案进行。当柳原前光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体订约”，企图向清政府索取列强在华特权时，李鸿章婉言拒绝。那个时候，日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逼迫中国做什么，他更不可能说服李鸿章让步。

1871年9月13日(一说7月29日)，李鸿章和伊达宗城终于在天津共同签署了一项共有18条的中日《修好条规》和33款的《通商章程》。

这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条约，其中各项条款对缔约双方都是平等的。正因为如此，许多西方观察家指责这个条约是针对西方的中日军事同盟的象征。美、德两国公使甚至郑重其事地提出照会，询问条款第二条“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蔑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是否表示中日同盟之意。

可以认为，李鸿章坚持与日本订约的目的基本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