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读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

    刚读过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又译奥尔汉·帕穆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就传来瑞典文学院决定将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的消息。编辑宋先生约我写篇书评，我便找出书重读一遍，感觉就凭这部作品，帕慕克得奖也是实至名归。
   

    帕慕克是土耳其文坛巨匠，著有《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雪》、《白色城堡》、《新人生》等长篇小说。他的作品曾获得欧洲发现奖、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都柏林奖等。其中《我的名字叫红》先后获得法国文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和都柏林文学奖等欧洲三大文学奖。约翰·厄普代克等作家、评论家把他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大师相提并论。
   

    帕慕克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台湾早就出版过《帕慕克作品集》。今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这是帕慕克作品的第一个大陆译本。据悉，《白色城堡》已译完，《雪》和《新人生》也在翻译之中，预计从今年11月开始将陆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的名字叫红》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590年末的伊斯坦布尔，国王苏丹秘密委制一本伟大的书籍，颂扬他的生活与帝国。四位当朝最优秀的细密画家齐聚京城，分工合作，精心绘制这本旷世之作。此时离家12年的青年黑终于回到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迎接他归来的除了爱情，还有接踵而来的谋杀案：一位细密画家失踪了，随即被发现死于深井中，奉命为苏丹绘制抄本的长者也惨遭杀害。遇害的画家究竟是死于画师间的夙仇、爱情的纠葛，还是与苏丹的这次秘密委托有关？苏丹要求宫廷绘画大师奥斯曼和青年黑在三天内查出结果，而线索，很可能就藏在书中未完成的图画某处。究竟谁是凶手？动机是什么？作者让相关人士全部都现身说法。他们靠着自己的经历与观察，仔细地告诉我们每一条蛛丝马迹。
  

   《芝加哥论坛报》这样评说这部作品：帕慕克是一位清醒的城市编年史家，他承继了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现代思潮，以小说的形式力图超越东方与西方的界限。《出版人周刊》则认为，以酒馆说书人的遣辞用字叙述一则历史悬疑故事的《我的名字叫红》有三个层面：它是一个谋杀推理故事、一本哲思小说、一则爱情诗篇。珠玉般的诗文、引人人胜的旁征博引、纠结罗织的故事，让人赞叹作者拥有迷人的天赋及邪灵般的智慧。
   

    我读这部作品得到的最强烈感受是作者的奇思妙想和克服写作难度的勇气。小说写法不外乎几种模式：顺叙、倒叙、插叙、意识流，或者像缠辫子似的将几种方法搅在一起写，但我们很难将《我的名字叫红》归类。作者把历史想像、现实世界、小说情节、艺术再现彼此复制，就像玩三菱镜一样，光谱里的每一种颜色都不是单一的。书中出现了许多个讲述者：黑出场12次；女主角谢库瑞出场8次；凶手出现6次；姨父出场5次；苏丹细密画首领奥斯曼大师、大师的得意弟子“蝴蝶”、“橄榄”和“鹳鸟”各出场3次；死人高雅和谢库瑞的小儿子奥尔罕各出场一次；还有假借说书人之口的一条狗、一棵树、一枚金币、死亡、颜色红、一匹马、撒旦、两个苦行僧和女人各出场一次，而“我的名字叫红”却仅占其中一章。他们交替登场表演，每一个讲述者都充当着不厌其烦的解说员，向我们描绘百年前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原貌，揭开一层又一层的历史。这样一来，一个简单的故事，便被讲述得纷纭复杂、波澜壮阔。这让读者很自然地联想起繁复的普鲁斯特。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反复自问：这部小说的主旨是什么？作者在书中向我们暗示：对传统的伊斯兰画师而言，西方肖像画的绘画方式是个极大的挑战，两者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看、绘画方式，甚至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里，东方/西方、理解/拒绝这样的母题鲜明地呈现出来。如何协调传统与外来因素之间的对抗，如何看待过去与现在的冲突？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试图用全盘西化来解决这道难题，但是到头来，西方却始终不认同土耳其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按照亨廷顿的理论，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而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在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于是，帕慕克及时地站出来告诉他的同胞：让我们来追忆那以往的神圣宗教与奥斯曼帝国，怀想礼拜帽上壮烈的“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