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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2013的长篇小说

(2014-02-07 13: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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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长篇小说

文化

    2013年全国出版的长篇小说总计4790多部,波澜不惊,状态平平。但也有新变的微澜。

  《带灯》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带灯的年轻乡镇女干部。作品通过她义无反顾又勉为其难的“维稳”经历,写出了当下底层社会不断涌动和深刻隐伏着的各种利益纠葛与人际矛盾,以及与此不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与疏导措施。作品在错综事象的细切铺陈中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意义,小说中名叫带灯的弱女子以微弱之光照亮了弱势群体,体现了底层干部身上良善而美好的人性。较之贾平凹之前的《秦腔》《古炉》,《带灯》不仅在直面现实上入木三分,而且在细节描写上也错彩镂金。作品有如一壶上好的西凤酒,既清醇引人,又后劲十足。

  陆涛的《脸皮》由一个文化人从商界回归学界的种种遭际出发,生动地描写了一所民办大学自主招生、创办模特专业等系列事件,描写了置身其中的学子与学人的向往与失望、追求与迷茫,更从民办大学从业者的角度出发,反思了当下教育领域中的急功近利和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夸多斗靡。作者用亦庄亦谐的叙事文笔,负载欲泣欲诉的沉重主题。如文中议论房价疯涨时,作者这样说到:“在北京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农民种三亩地纯收入四百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当然还不能碰上灾年;工人一千五百的月薪需要从鸦片战争干到现在……”这样看似玩笑的算账,揭示出来的现实荒诞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王蒙的《这边风景》和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虽然书写的并非当下的社会生活,却都从个人经历的角度再现了历史流动与社会变迁的种种特异世情与风情,都是具有一定史料性意义的独特小说文本。王蒙的《这边风景》写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作品既真实呈现了作者“文革”期间坚持写作却又不免“跟风”的实情,又忠实地还原了“社教”在新疆民族地区深入进行的历史图景。这样两种真实,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多重的意义,它既使王蒙的创作轨迹因弥补了“文革”的缺环而更加完整,也使萧瑟、稀薄的“文革”文学因此增添了一个颇为厚重的写作样本。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主要描写作者1926年到1937年前后在朱雀城所经历的故事,小说在看似随意的笔法里,取材严谨、细节密实,以日常化的生活细节素描各类人物,表现人生百态,饱带湘西语言风格和卓具湘西风土人情的故事,生动还原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湘西丰富多彩的生活景象和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

  林白的《北去来辞》由女主人公海红总不遂意的人生经历和精神纠结,透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精神紊乱,并进而凸显一个时代的精神混乱。由于有着不安定的童年和被压抑的青春,海红更重视内心生活,因此总想超越现实。但严酷又平庸的现实对她步步紧逼,从婚姻、情感、家庭关系到自我生存,一切都向与她意愿相反的方向背道而驰。她既在焦躁、挣扎中不断妥协,却又在妥协中焦虑、挣扎。由此,作品既对女主人公自身进行一定的反思,更对桎梏着海红的社会现实发出了深刻的诘问。

  苏童的《黄雀记》把艺术的镜头对准他所熟悉的香椿树街,讲述了一桩错判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人生纠结与命运转折。在保润、柳生和“仙女”的成长与碰撞中,探悉了善与恶、罪与罚、沉沦与救赎、绝望与希望的人生况味。作者一方面细写三位主人公乖蹇命运造成的紧张、焦虑与痛苦的精神状态,一方面又抒写香椿树街上悠然、湿润、幽暗的市井万象与人生百态,冷与暖、动与静、明与暗,既反衬着,又并置着,构成了作品含而不露的内在底蕴。

  胡学文的《红月亮》分别由女人公夏冬妮、男主人公马丁各自生活遭际的平行叙事出发,讲述了人生不同却又命运雷同的内在原因:夏冬妮由于童年时期的家庭变故而患有严重的撒谎恐惧症,因而与周围的人和事陷入一种愈挣脱愈被吞噬的复杂关系之中,最终锒铛入狱;马丁蜷缩在他人或自我造就的谎言人生中,渴望平静的心理与必须面对的现实始终撕扯着他紧张的神经。难以摆脱的谎言成为他们一生的梦魇。这是一种个人症状,又何尝不是一种社会症状。

   余华的《第七天》以死人还魂再去赴死的魔幻故事,打通了虚幻与现实的界限,实现了生活与戏剧的对接,作品以荒诞的艺术形式完成了真实的现实批判,存在的渴望与苦命的绝望始终相随相伴,让人感到无比的痛心与彻骨的虐心。马原继《牛鬼蛇神》之后新写的《纠缠》,一改过去的先锋姿态与形式追求,以近乎于案件调查、新闻纪实的方式,叙写了一桩遗产遗嘱案件引发的家族夺产大战,由最日常化的生活事象入手,拷问贪婪的人性痼疾,呼唤被泯失的亲情、被污损的真情。作品的奇妙之处在于,由细针密缕的家长里短的抖搂中,自然而然地揭示出当下社会亲情与人情的溘然变异。余华和马原的这两部作品,都借助社会新闻增强作品现实性的有意尝试,显示出先锋小说家不主故常的新异视觉与力图变法的可贵努力。

  艾伟的《盛夏》以“眼下正在进行的生活”为背景,小晖的男友丁家明因一次车祸瘫痪,小晖无意间在律师柯译予的微博上发现他就是车祸的肇事者,并就此开始接近对方,探悉真相。作者所在意的是现实事件背后人们的态度表现和情感反应,以及他们在和复杂的时代相纠缠时的欲望、恐惧与挣扎。作品在不长的篇幅中写出了时代的复杂和人性的复杂,而且在每位人物的心灵里都留有善的一席之地,使得没有坏人的人生悲剧更加意味深长。

  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在一桩蹊跷的案件中,循序探悉出隐藏在其中的人性病灶与社会问题。上岭村的“流氓无产者”韦三得吊死在村口的榕树上,初步判断是他杀后,逐渐揭示出惊人的内幕,这个韦三得整日在村里幽灵般地游荡,村里留守的成年女性几乎都被他先后占有。但所有与韦三得有不正当关系的女人,不但不恨他,反而还念叨他的好:如教女人们识字,把有病的女人送医院等等。作品由此提出问题:一是不能简单地以男女关系判定韦三得就是坏人,二是韦三得的被杀实际上是乡村空心化引发出来的悲剧。作品在一个看似简单的形式里,包裹了远比故事更加复杂的现实与人性的内涵。

  韩少功的《日夜书》描述了同为知青出身却又命运迥异的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各式人生,在不同类型的知青的命运转折里,既写出了个体知青在集体生活里的磨损与销蚀,又写出了人的“个性”在不同时期的闪现与回响。知青生活逐渐成为过去的历史,而他们的“个性”却在人们的记忆中依然不屈地活着。而无论是政治化的过去,抑或是商业化的现在,知青一代似乎一直偏离于社会生活的主流,如果说这是悲剧的话,那么,这悲剧显然不只属于知青个人。

  王华的《花河》主要是写白芍和红杏两姐妹的人生转承,并由此串结起时代的演进、社会的变迁、女性的命运等,如花团锦簇,绰约多姿。作品里的白芍善于施展女性的魅力,赢得了身份与地位的改变,但怎么努力也赶不上时代的变化,好容易从佃户女儿当上了地主儿媳,但解放之后成为了地主婆;想办法勾搭上“文革”红人王虫,不料“文革”后,王虫犯事又成了犯人。努力一辈子、算计一辈子的白芍,最终发现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我可以操纵的。白芍这个人物形象非常特别,可进入当代文学女性人物形象的画廊。

  阿寅的《土司和他的子孙们》以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积石山为背景,以富有诗意的笔触、时空交错的手法,描写了锁南普土司及其后代的传奇故事和坎坷经历。小说的难能之处在于,充分运用傻子的叙事角度,写出了痴狂、疯癫又大智若愚的主人公世文。高建群的《统万城》主线是写匈奴末代大单于赫连勃勃的一生征战,副线是写西域第一高僧鸠摩罗什的终生传教。两个传奇合而为一,构成了作品的武略与文韬两雄并峙的双曲合唱。小说刻意将两个并无交集的伟人的传奇故事并置一书,以超常的想象力,再现了他们各自非凡的人生经历和人性光辉,而且用以文立碑的方式,为匈奴这个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民族的消失,吟唱了一曲悠远又雄健的挽歌。

   红柯的《喀拉布风暴》以张子鱼与叶海亚神秘私奔为线索,讲述了3对青年男女在沙漠风暴里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并通过男主人公张子鱼、孟凯、武明生,女主人公叶海亚、李芸、陶亚玲,以及由他们所勾连的各个家族,在西域大漠、边地塞外或繁华都市,演绎了一部极具震撼力和艺术表现力的人类生存史和生命史。作品通过原生态的男女爱情,经由大漠强健的植物和动物,找到了曾经失去的力量源泉与精神家园,在浪漫文学的探求里,弥布着蓬勃的精神张力。

  程青的《最温暖的寒夜》主写男主人公宋学兵与女主人公樱桃的婚姻故事、与茶馆老板顾正红的风流情史,以及与同学刘冰清的纯真情思的三重情感。作者在主人公的爱恋与婚外恋的情爱描写中,没有刻意地把他们描述成简单的欲望男女,而是在发展过程中让他们的感情呈现一种逐渐递升的状态,显示出其两两相爱的合理性和男女性爱的复杂性。在看似琐碎的描写中,作者没有刻意讴歌或者赞美什么,只是把现实生活中的男女情欲原生态地展示了出来,让人们从中看到在伦理和欲望的纠结中挣扎的当代男女,并反观自己在情感生活中投射的影子。

  邵丽的《我的生存质量》以主人公“我”突然遭遇生活的变故为主线,牵连出“我”与敬川、苏天明与金地、周健与陈琳以及幺幺、父亲母亲、公公婆婆等人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不同的爱情是不同时代文化和情感生活的写照,也是检验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试金石与照射镜。作品通过爱情、亲情与友情遭际变故的考验与挑战,揭示出爱情是权衡之后的通达,亲情是索求之后的给予,友情是埋怨之后的理解等人生况味。作品最为感人和引人的,是作者就人性、命运、人生等重大主题的体验与思考,作者通过小说向人们剖露心扉,与读者坦诚以对。

  乔叶的《认罪书》通过女主人公“金金”的临终回顾,追溯出一段扑朔迷离的过往历史:某地官员梁知在省委党校进修期间与金金发生婚外情,却在进修结束后抛弃了她。已经怀有身孕的金金由爱生恨,设局嫁给梁知的弟弟梁新。在步步为营的报复计划中,金金不仅挖掘出这个家庭的一段隐秘家史,更在自我情感历程和对自我遭遇的审视中,将每一个人都推到了生死边缘。步步紧逼的故事情节、环环相扣的道德拷问,使作品由爱情的入口,深入到人性的深处。感情的欺骗、道义的践踏、良知的泯灭、时代的乱象,混合一起交织而来,既让人应接不暇,又令人芒刺在背。

  颜歌的《我们家》,由段逸兴一家人对于姓氏的过度注重与计较,先触摸了家庭不同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继而又透过家庭这个流动的窗口,瞭望了小城镇的日常生活:段逸兴身为豆瓣厂厂长的父亲薛胜强,在家族、生意与朋友之间穷于应对,忙乱的公务与混乱的私生活搅合在一起,日子像辣椒和豆瓣混成的辣酱一样,油腻麻辣,活色生香。无论是被重新提起的往事,还是在现实中发生的新事,无论是家人之间的相互计较,还是亲人之间的相互温暖,唯唯诺诺的小人物、婆婆妈妈的小日子,无不打上社会变异与时代变迁的印记。显而易见,颜歌经由这部作品开始转型,她从前些年的实验性小说写作回到故事性的写实路数,由此又展现出以细腻的笔法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于细微之处发现生活的诗意的潜能。

  七堇年的《平生欢》,展现了她以生活化的细节讲述青春成长故事的不凡功力。作品以川东南的小城雾江为场景,讲述了邵然、邱天、李平义、白杨、陈臣等一群同学之间的人生交集与各自的人生轨迹,在多条线索的交叉行进中呈现了不同家庭背景、个人机遇所造就的不同个性与多样人生。当年莽撞轻狂的少年男女在经历了时代的冲刷和爱与痛的蜕变之后才终于明白,在青春那不可复制的年月里,他们应该庆幸遇到了彼此,更该在意相知甚深的儿时学友。作品在平流缓进的文笔和从容不迫的叙事里,贯注着对于逝去的青春在思念与回访中流连忘返的深挚情感,更透显出一种含有反省意味的人生醒悟。

  郑小驴的《西洲曲》由主人公“石壶”的角度展开,以回忆往事的叙事方式,讲述上世纪90年代一个普通人家在实行计划生育中的命运遭遇。作品以颇具现场感的视角,既深刻反思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产生的家庭悲剧,又在内外矛盾冲突中探悉了隐秘的人性与人情。祁又一的《探宝记》通过男主人公齐天讲述的不无蹊跷的探宝经历,在貌似探险游戏的故事中,揭示了当下社会的人们因耽于物欲的无尽追求,全然把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抛之脑后的现实。这部小说在似真似幻的故事中,最终指向的是青春成长的自省,内里蕴含的是初涉人生的反思。独眼的《在无尽无序的汪洋里,紧挨着你》,讲述了生于70年代的“我”独自抚养儿子核桃的家常故事。在核桃的成长过程里,“我”与父母家人彼此挑剔又彼此包容,与去国的生母感情渐远却又相互纠缠。作品的奇特之处,既在于字里行间流淌着生活的细流、情感的涓流,又在于以一种嘻哈的风度、达观的气度,讲述不无悲戚的乖蹇命运,并解构和质询那段“不能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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