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七年春，刚满27岁的王安石以大理评事知浙江鄞县，成为建县以来最年轻的县官。

　　地处宁绍平原的鄞县，东临大海，河网密布，土地肥沃，本是鱼米之乡。然而，由于官府腐败、豪强盘剥，民生凋敝，百姓困苦。“一民之生重天下”，在王安石眼里，民生比天还要重。他于是带着对民生的深深敬畏，带着对百姓的深厚感情，带着悲天悯人的社会责任，开始了励精图治。

　　把兴修水利视为头等大事。由72条溪流汇合而成的东钱湖,灌溉着沿湖50多万亩农田。因长年无人疏浚，泥沙淤积，葑茭丛生，农民饱受干旱之苦。王安石组织发动十余万百姓，“重清东钱湖界,起堤堰,决陂塘”，方圆80余里的东钱湖恢复了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景象。至今，“荆公堤”、“穿山契”、“小斗门”，这一个个历经千年的遗迹，仍在默默地诉说着王安石的治水功劳，品评着他的德行节操。

　　北宋王朝到了第六代皇帝宋神宗赵顼手里，已走过百余年路程。长期的内忧外患,财政“日益困穷”,政治“日益衰坏”，“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年仅20岁的宋神宗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的烂摊子。这位“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的年轻皇帝，渴求得到一位“能横身为国家当事”的贤才。

　　熙宁元年四月的一天，春风拂柳，阳光明媚。皇宫里，神宗皇帝与身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有了第一次关于治国的问答。随后王安石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次长谈，君臣相见恨晚。神宗一次又一次阅读王安石的奏章,感慨治国之道。载入史册的这次“越次入对”，轰动朝野。就这样，王安石被时势推上了北宋王朝的最高政治舞台。后世闻名的王安石变法由此轰轰烈烈拉开序幕。

　　变风俗，立法度，是王安石擎起的第一面变法大旗。“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所以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敬仰君子、唾弃小人的氛围。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改革不公平、不合理的特权制度，并以远见卓识理财政,图发展。“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在他主持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一系列法律陆续颁布出台。“市易法”平物价，抑兼并；“免役法”把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促进生产发展，增加政府收入……

　　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冲破了思想的樊篱、挑战了既定的格局，也就无可避免地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有人出口相骂，有人加劲弹劾，更有人把华山的崩塌诬作是变法引起的报应。面对铺天盖地的攻击、漫骂、侮辱和威胁，王安石岿然不动，始终满怀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坚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变法抑制了豪强兼并，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国家收入，“中外府库无不充衍”。熙宁年间一个除旧迎新的佳节,有了新法带来的新景象,“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襟怀坦白，后任宰相，位极人臣。即使如此，仍保持着“在上不骄”、勤政廉洁的作风。妻弟千里迢迢来到京城，王安石招待他的只是两枚烧饼，一碟卤肉，一碗青菜豆腐汤。妻弟误会，赌气把吃剩的烧饼扔在桌上。下属送他一方上好砚台。他问“好于何处？”答道：“呵之能得水。”于是严拒：“一块砚石，能呵出几多水？纵得一担水，又能值几何？”

　　元丰七年的春季，一场重病之后，在江宁城内的秦淮河畔租了几间小屋。七月的金陵，酷热难耐。“火腾为虐不可摧，屋窄无所逃吾骸”。在如此简陋的住所里王安石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有人感叹，“元丰末，公以前宰相奉祠，居处之陋乃至此，今之崇饰第宅者，视此得无愧乎！”（参文改写，景仰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