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美娥的《中原古樂史草稿》要再版了，美娥囑我作序。“序”之難寫大抵有二：一是受人之托、礙於情面，不得不寫，但卻對欲序之人、欲序之書知之甚少，無話可說。二是對欲序之人、欲序之書有所瞭解，但見解不同，倘若如實寫出，則如當年魯迅爲劉半農的《何典》作序一樣，自己倒是說痛快了，卻得罪了朋友。我給美娥寫序，難在要說的話太多，實在不知道先說什麽好！

就從《中原古樂史草稿》的原序說起吧。那篇序文，是我的導師黃翔鵬先生生前所作。黃翔鵬先生，是治中國音樂史的大家。先生的研究，直接承繼了楊蔭瀏先生的衣缽和方法，以史帶論、以實證史，進一步推進了中國音樂史研究的學術化。而美娥作爲一個南音藝術家而著音樂史，的確是太“業餘”。按一般的印象，一貫強調學術專業化、強調史學基礎訓練的黃先生，是不可能爲此書作序的。但先生畢竟作了，而且，通讀全文，你不得不承認，黃先生之序，也絕不是囿於情面、敷衍交差的應景文章。先生在這個序裏，提倡了一種開放的、富有包容精神和批判意識的、強調感性與直覺的史學方法。其實，由司馬遷開創的中國最早的史學流派，是一直存在著大量的感性和直覺的。只是在史學發展的過程中，考據之學及對材料的鑒別逐漸成了史學的基礎和重點。讓史料說話、讓文物說話，的確是最可靠的方法。但是，唯史料、尚考據的史學方法也有其弊，人躲在史料之後，不免使史變得比其應有的顔色晦暗，這一點在治藝術史時尤其顯得突出。常常，音樂史寫成了“死”的音樂史，音樂發展過程中那些活態的東西，那些一直流傳而且至今還在的東西，那些可以被我們用心和感官直接感知的東西，統統被文字的混凝土封在了底下。所以，黃先生對美娥“靠音樂家的直感來看待歷史”的“業餘”之作，沒有絲毫的輕視和不屑，而是積極扶持、並且提醒“從事理論工作的研究者，應該尊重藝術家的感性之論，並且用它來打開自己的某些思路。”

從本書的初版到今天，已經過去了十三年。這些年裏，美娥始終在爲南音藝術的存在與發展摸爬滾打、嘔心瀝血。這期間，有多少風聲雨聲入耳驚心，又有多少國事家事天下事令人唏噓啊！假如說黃先生的仙逝是中國音樂史界不可彌補的損失的話，美娥的喪兄之痛對她而言，則更是天地有時盡，此恨無計除。守俊去世後，每次見美娥之前，我都會提醒自己不要提起守俊的名字，以免美娥傷心。但真是奇怪，似乎是鬼使神差，每次卻都會提到這位個性鮮明的台南漢子，惹得美娥掩面！唯一的解釋，恐怕就是守俊的在天之靈希望我在那時想起他吧？

沒辦法，看到美娥，就會想起守俊，想起他的豪爽、想起他的熱情、想起他的幽默，想起他的“代表性曲目”——他用地道的閩南方言結合卡通式的表演、卻堅稱是“標準普通話”朗誦的童謠《兩隻蝴蝶》。只要他在酒桌上用他那“hui（飛）到東、hui（飛）到西”的大舌頭和“天真爛漫”的表情獻演（現眼），我都會大笑不止、暢飲至醉。

我和陳氏兄妹相識，是1995年9月，當時我在荷蘭萊頓大學講學並參加歐洲民族音樂學會的年會。在那次會上，我第一次看到《漢唐樂府》美豔曼妙的表演。在萊頓，我們都住在荷蘭的中國音樂學者施聶姐夫婦的家裏（那棟房屋，後來建成了一個小巧的中國音樂博物館）。雖然來自隔絕了半個世紀的海峽兩岸，但對中國傳統文化共同的至愛，卻使我們一見如故。美娥的典雅與美麗、以及她那身在當時的大陸還絕少看到的中國古典風格的裝束，都令我有如見天人之感。而她對南音藝術的執著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向往，又隨著我們交談的不斷深入而深深地感動著我。老實說，當時這位和妹妹對比鮮明的哥哥給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有點怪異的，守俊在我們談文化時一直象個啞巴，直到那個晚上才露出真面目。那晚，我和美娥兄妹、施聶姐夫婦、英國學者鍾思弟和陳慧珊一起去酒吧喝酒。酒桌上，大家唱民歌、講笑話，滿座皆歡。酣飲之後，大家搶著付帳。這時候，守俊掏出一個塞滿了美鈔的皮夾子往桌上一拍，說：“來，大家比一比，誰帶的錢多誰付帳！”以前，一些臺灣商人留給大陸人一種較普遍的負面看法，就是財大氣粗、侍富傲人。但那一晚，守俊這混合著豪爽、孩子氣、江湖氣，甚至還帶點直白、粗俗的作風，卻不但沒有引起我的反感，反而留下了特殊的好印象。

1999年，美娥兄妹率漢唐樂府到大陸演出《豔歌行》，看後，我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爲《穿越時空隧道》的文章。在文中，我借《豔歌行》的觀感毫不客氣地批評了當代民族音樂的西化傾向。我問道：“我們經常聽到的所謂‘民族音樂’中的絕大部分，爲什麽和我們在中國古典文學和其他古典藝術中所感受到的意境那麽格格不入？”我承認“代有因革，樂隨時變”，“但是，那種在李清照長短句裏徜徉著的高貴、矜持，那種在蘭花瓷上凝結著的悠然、閒雅，那種在西湖龍井中蘊發著的清澈、恬淡，那種在《紅樓夢》的每一行字裏都彌漫著的從容、豐富和大氣，那種在中國古典詩詞和其他古典藝術中常常能品味到的、被中國文人稱爲‘韻’”的東西，我在現在的‘民族音樂’舞臺上卻很難見到了。”而“臺灣漢唐樂府演出的《豔歌行》，不但讓我們穿越時空隧道，領略了一次久違了的、真正中國味兒的高貴、典雅、悠閒，而且，還給了我們一個新的靈感和啓發。”

我所謂的“靈感與啓發”，實際上就是我近年來在民族音樂領域提倡的“新古典主義”。我希望我們年輕一代的音樂家，能夠接續上被近代的激烈變革打斷的文化血脈，把被我們在潑髒水時一起潑掉的孩子撿回來，重新恢復對祖先的尊崇和民族文化自信。我的這些觀點，是美娥十分贊同並身體力行的。此後，我多次到臺灣訪問。或講學授課、或參加學術會議、或帶領佛教音樂團去演出，遂與陳氏兄妹交往漸多。對這對兄妹爲南音打拼的經歷瞭解得越多，就越喜歡他們這一家人。美娥的才華與噴薄的生命力、守俊的豪爽與練達、守俊夫人的藝術造詣，都讓我越來越熟悉、欣賞。沒有想到的是，就在守俊準備引團北上，在北京大展宏圖的時候，他竟撒手而去，抛下妹妹、妻兒、事業，以一個非常符合他性格的突兀作風離開了人間。

唯一值得朋友們欣慰與慶倖的是美娥沒有倒下，她在浴火般的痛楚之後，毅然絕然地繼續前行，戲照排、書照出。就在她沈浸了幾年、全身心地準備推出新戲《洛神賦》的當口，她又張羅著將此書再版。我知道，此次再版前，美娥將全書中古籍的引文全部按善本進行了仔細的校對，改正了一些初版時的錯誤。我以爲，這些校正本身，不僅是一種學術的進步，更是對黃翔鵬先生拳拳之心的最好報答和紀念。

黃先生走了，本來應該由先生寫的再版序只好由我這個不肖生代筆了。黃先生留給我最深的印象與其說是他的學問，不如說是他的爲人。所以，我寫此序，也照先生的樣子，只寫人，不談學。畢竟，文章千古事，不如一點心。文章是可以作的，心，卻是天地之間唯一至大並永存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