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忘了我是在数到多少的时候开始停下来与星星说话的。

当然，那个蓝色手柄的黄色塑料跳绳我一直留着，前几个月搬家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把它塞进了纸箱，具体现在它在新家的什么地方，我也不清楚，或许它仍在某个不等急用没有拆封的纸箱的犄角？但我知道，它一定在，就算我再也不跳跳绳了，我也不会把它当作过期作废的垃圾一样随手扔了。

是十二月初买下的那个跳绳吗？大体就是那个时间了吧。具体几元钱也忘了，反正就在五年前还处于城乡结合部的亚运村小营路边的不是两元店就是白天铺摊儿晚上收货的小商贩手里。

起初我认为一个热水袋足以过冬的，但是进入十二月之后还是觉得越来越冷。

我开始每晚临睡前在小院里跳跳绳。遇到晴天的夜晚，天上的星星就显得格外亮。我会在跳到一个小节的时候，停下来，跟星星说话。有时，心里什么话也没有，就仰头望着天空，总觉得星星看着我，什么都明白。

等浑身暖和了，然后趁热上床睡觉。

冷。尤其早上醒来双脚不小心碰到已经冰凉的热水袋。

屋里没有暖气。

只是房东在自家院内用砖垒的两间相邻的每间差不多四平米的小屋子，一张离地四十公分的木板床。月租三百。房子是在另一家唱片公司做文案的潇潇介绍给我的。

1999年4月，我请了假从深圳赶来北京的一家唱片公司应聘的时候，我只被告知每月工资1500元。关于食宿问题，那个面皮白净戴金丝边眼镜的老板含糊地一语带过，我在得到了某种应该不成问题的暗示后，便没再细问。实际上，后来我对当时的心理看得很清楚，我没再追问是因为我怕得到令人头疼的回答，我怕那个回答会让我动摇辞职来京的决定，仿佛别人肯要一个会计去做他们的文案，对我来说就已是了不起的恩赐。

六月，我终于办完了全部的工作交接手续，然后将两年的积蓄寄给正在筹钱买房的父母，带了五千块钱，两个皮箱，两箱书来到北京。

一切忙乱极了，在决定出发的前几天我还在为当时兼职的一家刚筹办不久的小公司补账。

甚至在上火车的前几个小时，我还在打包。如果没有H的帮忙收拾，我可能完全乱了方寸。

 

当我发现唱片公司的文案也就是将艺人的简历照片剪报归类整理，写通稿，寄单曲，拿着媒体联络单与一个个完全不认识的记者DJ相互熟络时，真是挺失望的。但这并不是我当时不能忍受的关键，我不能忍受的是以为为了爱情千里迢迢从南到北，却还是落得一人孤单。就像当初我在深圳，如果有一段我认可的恋爱，或者已经结婚成家，也许，我会将会计当作一辈子的谋生饭碗。毕竟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待遇不薄。至于喜不喜欢，倒不说能不能忍受吧，如果前者成立，或许我是可以忍受的。

可我从不否认来北京至少有一半是为了理想，具体地说，做一名唱片公司的企宣。而这个理想今天看来也是被当年的爱情催生出的一种没准会日久迟钝的冲动。

是。当年的爱情。

直到有一天，我读了张洁的《无字》，才总算弄明白了所谓“当年的爱情”是怎么一回事——

她总是把男人的职业与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歌唱家的那种人，当作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甚至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作文学。见到与文字沾点边的人，也就以为遭遇了文学，便热情澎湃地扑将上来，还以为自己是委身文学，‘文学’也就何乐而不为地接受了她。过后再读契诃夫的《宝贝》，只好会心一笑。

“当年的爱情”拒绝了我，但我还是奉若神明般地将自己祭了。

实在不是善始善终的优良品质，只是一根筋的牛性的固执。

倒是让我看清了某一类男人的面孔，但凡有一些可以依仗得了的，比如才华，或者权位，便君临于女人之上，既使是在占便宜的时候也会板出一幅施舍者的面孔。

后来，我将“当年的爱情”写成了一篇小说。

“。。。。。。离开李木的日子并没我预想的那么痛苦。那时，我才意识到，其实，不是我离不开李木，是我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

这中间，我曾经给李木写过一封信。

李木，现在我明白了，其实，你根本就是个浪子。这么多年来，你已习惯了不背负责任与道义的欢娱游戏，习惯了没有家只有居所的游荡。你的无情也许是因为你的心曾被伤害，于是，你把心藏了起来，藏到一个不会感动也不会受伤害的地方。也许，你的心早就丢了，没了心也就没了心痛。如果，至此一生，你都以游戏为乐，我想，你把真情真爱都给了你自己，你最爱的人其实是你自己。这便是你一生的幸与不幸吧。

信没有寄出。李木心里跟明镜似的，活得比谁都明白，他不需要被解析，你叫他浪子也好，骂他流氓也罢，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的。如果你的心是铜墙铁壁，可以刀枪不入，那你尽可以根李木这样的浪子周旋，自得其乐。男人永远只是你生活的一个点缀，怎么摆放，摆放在什么位置，要不要这个摆设，全凭你的喜好。如果，你还没有进退自如，悲喜无关得失的洒脱，那你根本玩不起这种游戏。虽然，比李木这样的男人还道高一筹的巾帼大有人在，但我清楚，我不是这样的巾帼。永远不是。。。。。。。”

小说换回了一千三百元的稿费，为我和张东亮一起度过的贫穷的2001年实实在在做出了功劳。

为此，我非常感谢“当年的爱情”。

张东亮是后来的事了。

在我还意志坚定地以为可以用跳绳和热水带度过1999年的北京冬天时，在我还没有真正尝到饥寒交迫的滋味前，命运不会安排他提前出现的，一分一秒都不可能。

 

我是十月失业的。

记得办公室负责在找我谈话的前几日，我在给老板汇报工作的时候向他建议能否实行弹性工作制。因为白天上班，只能晚上写崔岫闻的稿子，常常早起为了贪睡十分钟而迟到。

当时，老板都说了些什么，我早忘了，但估计失业与我当时傻乎乎的建议不无关系。

崔岫闻是我失业前几个星期认识的。当时，刚刚来唱片公司不久的一个北京女孩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打电话约我出来聊聊天。

谁知道为什么看上去非常“冷酷”的女孩会在公司的一堆人中选择亲近我。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太不相同，没有相互知根知底的近亲排斥。

女孩是“八零”一族，在酒吧泡大，很小年纪就开始了与外国男友时间长短不一的同居史。对于男人和世事过早的浸淫让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已提前发育成了一个看上去很有阅历的女人，有一双熟悉一切，厌倦一切，淡漠且老沉的眼睛。

在王府井的一家冷饮店里，女孩跟她的小学同学聊起某个正在对她展开追求攻势的艺术家。两人一边聊，一边偶尔发出正在说悄悄话的少女才有的揶揄的笑声。我在一旁听着，插不上任何话。

下午，女孩告别了她的小学同学，说是带着我去四合苑看某个艺术家的展览。我也就闷头闷脑地跟着。

1999年秋天的我多么孤单，孤单得简直像个木头人，苍白，敏感，贫寒，除了生而有之的逆来顺受的坚韧神经，一无所有。

女孩在艺术青年与老外和各色有钱人等混杂的展厅鱼一样穿梭。一个“party animal”旁边跟着一个明显怯场的乖乖女，这种毫不搭调的组合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显眼并且多余。

展览过后的盛大晚餐上，张东亮与我同坐在一张超长的餐桌上。但是，那一晚，我们对彼此没有留下丝毫记忆。

崔岫闻坐在我旁边的旁边。来北京之前，我曾在深圳市图书馆的一本艺术杂志上见过“塞壬女妖”的报道。四个黑发如瀑的女画家长发妖娆地舒展在地上，从高处俯拍的一张巨幅黑白相片给我的印象很深。崔岫闻便是当年的“塞壬女妖”之一。

我自然是激动万分。

就像《无字》里的吴为一样，“一生迷信文化，哪怕是文化的影子，也足以让她热烈渴望。”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件让我现在想来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主动索要了崔岫闻的电话，并向她说明，我想采访她。崔岫闻答应了。

我怎么会脱口而出要采访别人，我那个时候不过是唱片公司的一名小职员，哪里懂得什么叫采访？如何采访？我不过是想以此为由接近一个人，以及这个人所代表的另一种让我觉得奇异的生活方式。那天晚上，是我早就被命运输入密码的本能，而不是我的理智在对崔岫闻说话，说得毫不羞怯，象模象样。

我真的去商场买来了采访机，真的跑去崔岫闻家做了采访。

然后，白天上班，晚上写稿子。

写得很痛苦，像一个使出全身力气分娩的产妇，无易于一场脱胎换骨的重生。

“性作为维系男女关系最直接也最隐秘的纽带在艺术作品的表现中往往是一种很难把握的边缘题材。这种难度不光是艺术美化的一种尺度的把握，更重要的是作者超于表层状态展现的思考很易在人们对其特定符号的惯常反应中消解。

小崔对性别关系所持的理性态度隐含在其特殊的画面语言中。画面虽为一男一女两主角，但又分明感受得到画外第三只眼的窥视与观望。那第三只眼其实就是与男性同处私密空间里的女角超脱于性别空间的另一个自己，她在一步步完成女性生命历程的成长与蜕变过程中反思性的意义与性的虚无。”

通篇都是硬冷的理性句子。

而在几个月前，我在深圳做会计之余的夜晚写给《音乐生活报》的投稿还十足地风花雪月。

“那是1996年秋天。当日子一天天淹没了日子，当北京已成了归不去的梦想，我依然能清晰地忆起那个始于秋天的故事，并且闻得到北京初秋有着一丝清洌的空气的味道。”

以至于时隔几年后的2004年秋天，在某个聚会场合巧遇当年在《音乐生活报》刊载我文章的编辑时。她还问我——

你现在还在写那些特清纯的文字吗？

 

是的。1999年夏天的我还很天真。虽然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六岁了。但是，1999年秋天的我至少知道了什么叫天真得可耻。

我拿着写好的稿子约见崔岫闻的那天下午，刚失业一个星期。

来北京时带的五千块钱都用来填补在唱片公司上班时入不敷出的大小窟隆了。甚至买采访机时，我用的还是向雯雯借的五百块钱。那时候，我还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学会节俭生活的技巧。

崔岫闻将稿子交给了一位正打算办一本杂志的主编。很快，我就成了那家杂志的编辑。是主编私人投资的一本黑白夹彩页的杂志，在鼓楼附近的半地下室里。全杂志社也就我和另外一个女孩两位编辑。我做采访，那个女孩负责从网站扒资料。没有摄影师，图片除了被采访者提供，一律从网站下载。非常省钱但落伍的做法。月薪一千五，没有稿费。

十二月末的一天下午，我从杂志社回来，路过菜场，买了点木耳。为了省钱，离开唱片公司后，我就买了一个小的液化气罐和炉灶，向房东保证，在他做完晚饭后才占用厨房。

估计是吃了假木耳，晚饭一个小时后就肚子疼得要命，上吐下泻。因为肠胃炎症，加上受寒，第二天一早醒来，后背冻得像冰块似的，完全没有知觉。

我记得当时并没有顾影自怜。我只有在伤了心，丢了自尊的时候才会顾影自怜。对物质环境和身体上的痛苦算不上挑剔，是个比较好养活的孩子吧。十二月份，哥哥从深圳来北京出差，看到我住的小破屋子，又愤怒又难过，他实在搞不明白，我凭什么丢了会计的金饭碗偏来北京过这种苦日子。苦吗？我不觉得。我买了很多便宜的蓝白方格棉布做了窗帘，床单，然后裹住劣质的石灰墙体。除了晚上有点冷，上厕所不太方便，我对这个三百元一个月的房子还算满意。

像我这样一个出生平民家庭的孩子，哪里有什么娇贵的资本，何况我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边缘的小城长大，那么贫瘠、粗粝而广袤的土地生长不出娇气病弱的孩子。

一个人的时候，大多数时间我都平静知足。

只有当黄昏的时候，独自坐公共汽车回家，天色渐渐暗下来，看见路过的居民楼里亮起的灯光，会觉得一个人很孤单。

北京前一夜刚刚下过雪。是个晴天。我起床后勉强支撑着做了一锅稀饭。还没等吃进口，就收到了崔岫闻呼我的信息，让我帮她整理一些电脑资料。听说我背后受寒，崔岫闻说，正好到她家住两天，缓一缓。

人的确是很容易受物质腐蚀的。到了崔岫闻家，我就觉得，北京十二月的天，屋里有暖气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活要求。

第二天晚上，崔岫闻说，晚饭会有一个朋友一起来吃饭。

然后就见一个穿棕色皮夹克的男人，手里拿了一瓶红酒。自来卷的头发。鱼形的细长眼睛，从不长时间直视对方的眼睛，习惯性的闪避和低垂。眼睛里没有诱惑人的多情汁液，是个带一些羞涩的温柔的男人。

崔岫闻忙着做饭，我去打下手，她就笑着把我推出来，让我去聊天。那种笑让我想起前一天晚上她随口说的要给我介绍男朋友的话。当时我应和着，可是睡了一觉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就连她说晚饭会有朋友来时也没有想入非非。估计，那时候我受寒的神经都用来体会有暖气的室温了，对于其他的，都比平常反应迟钝。

 

我又重新坐回电脑前。CD唱盘里，席琳·迪翁的高音正爬得叫人心颤。

他站在我背后。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张东亮。

做什么的？

画画的。

他看起来并不像我想象中的画家。我想象中的画家什么样？反正不是像他看上去这么正常这么谦逊，头发应该再长一些，再乱一些，眼神要再漫不经心一些，哪怕放肆一些，衣服的样式可以再夸张一些，再脏一些，最好衣襟上有两笔不经意涂抹上的油彩。

我哪里同见识过什么画家，不过是我脑袋里对外化特征基本如是的诸艺术青年们的大同印象。

 

跟张东亮在一起之后，他对我说，在见我之前，有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北京姑娘。姑娘对画家很崇拜，结果，见了面，姑娘看着张东亮，有些失望——画家不都是长头发吗？你怎么是短发？

所幸的是，在遇到张东亮前，我并没有热爱绘画，也没有期望找一位画家作情人或是丈夫。

何况，张东亮最受不起别人给他冠以画家的称谓，你叫他画画的，哪怕手工艺人，他接受起来也更自在一些。

然后，我就像这个家的女主人一样，转去客厅给张东亮倒了一杯水。

一切正常，基本上没有心慌意乱，没有刻意为之的矫饰。

张东亮告辞的时候，是我在门口送的他。我说，你可以把领子竖起来，这样暖和点。他看了我一眼，然后竖起领子，说了再见，转身下楼了。

在我和张东亮结婚几年后，“把领子竖起来”依然是我常对他说的一句话。

事后，我在想，当初，怎么会是我一个人与他告别呢？崔岫闻当时在做什么？

张东亮走后，崔岫闻问我，你觉得他怎么样？挺好的。我说。

不要太过深究“挺好的”这三个字所包含的可能细密复杂的情感，也就是对对方提问的一句还算属实的回答——不算坏。按照我一贯细腻敏感的心思来看，当时的发挥的确算不上出色。

崔岫闻也给张东亮打了电话，问，你觉得那个女孩怎么样？张东亮说，还行吧。

据张东亮后来跟我说，当天他正在画画，约见一个陌生女孩的心思一点也不强烈。说实在的，那时候，他对找一个女朋友已经不再上心了。最让他乌云压顶的是画什么，画得怎么样，出手的一幅画能否让观看的人给予他慷慨的鼓励和认可。一个二十九岁刚进入艺术圈不长时间明显内向自闭的穷小子，他最急缺的是自信和性，而不是恋爱。恋爱比性麻烦多了，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渴望和消受与一个女人谈情说爱。

或者说，他对于和一个意中人恋爱的所有美好的假想都在安阳市一次又一次的相亲中消耗得差不多了。

 

除了一小截美好却短暂的初恋，后来与同单位的一个心高气傲的女孩有过两年让他有点累的恋爱。张东亮称得上比较隆重的情史就是约见过安阳市的近一百个姑娘。中间，偶尔有过一些小插曲。

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张东亮就非常渴望成家。结果，他还是成了周围早早结婚当了父亲的朋友中落单的大龄青年。

如果二十八岁的张东亮已成家，或说有一段可以发展为婚姻的正式罗曼史，银行宣传干事的工作再无趣，估计他还是可以忍受得了的。他还是不会来北京。

张东亮实在不是个有野心有抱负的人。

1998年2月18日清晨，安阳市开始落雪，雪花越下越大。当初在安阳市美术中专一起上学的几位同学在火车站为张东亮送行。

五个小时后，张东亮背着包走出北京火车站。

迎接他的是比雪更冷的冬雨。

张东亮住在哥嫂并不宽敞的家里。

我见过那年冬天张东亮的一张相片，很老相，一看就是心理生理备受压抑的面孔。

一个多月后，还是二哥张洹带着张东亮在龙王庙找了一间平房。

我问张东亮，难道当时你没有意识自己单住吗？

没有。我到北京就是找我二哥来的，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这让我很吃惊。可能因为我在14岁离开新疆去辽宁时曾在亲戚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独立”这两个字的要求格外强烈。

可以理解的是，张东亮自小崇拜他二哥。二哥比他聪明，比他身体壮，比他有出息，也比他有魅力。

我也曾经有过崇拜我哥的年头。上大学的时候他的每一封信都是我的指路明灯。但是，自从我在深圳开始上班，我就发现，他变了，我也变了。他已经从大学时代的文学青年蜕变了一个商人，而我也不再是那个对他惟命是从的妹妹。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得多么对，如果我在经济上没有独立，还要靠他的帮助和接济，对他的感恩中一定会掺杂着对他所说的一切的接受和认可。

我哥出钱给我报名的注册会计师考试，我压根就没有去参加。因为我已经受够了为了文凭为了加薪为了什么惟独不是为了快乐的学习。说到底，我可以做一名平庸的会计，但我绝不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且很享受本职工作的会计，即便我非常努力非常听话地考取了注册会计师的文凭，也绝不可能。何况，我不想再做那个连考大学报志愿都不知道报什么全权由哥哥做主的那个妹妹了。我已经被父亲和大我七岁的哥哥，我的“小爸”管教了二十多年，他们让我东，我从不偏西。

我的突然逆反让我哥包括父母都措手不及。

我哥的伤心比我父亲更甚。我哥太看重我了，他太希望他妹妹能成为吴士宏那一类的优秀职业女性。可惜，我对事业成功远没有那么令人激动的向往，只要一份还算有兴趣的工作赖以谋生就乐得知足了。

谁让人各有志呢？确切地说，人各有命，我的辜负实在不是我本意。

在深圳两年后，当我放弃了我哥给我找的工作来了北京，成了卖字维生的撰稿人，又嫁了一个穷画画的，我和我哥就彻底成了分野两路的陌生人。在他看来，我太过务虚，在我看来，他太过务实。除了祝福彼此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越来越失去了对话的兴趣和耐心。

作为成功的艺术前辈，至今，张洹仍是张东亮引以为豪的榜样。

当然，默默无闻的张东亮对功成名就的张洹的崇拜也曾让他在张洹去纽约后的至少四五年的时间里都处于自惭形秽的自卑情结中。

他需要一长段艰难的分娩期才能新生出另一个自己。

 

从相亲了一百个姑娘还没有结果足以看出，张东亮对女孩的要求很高，特别是容貌的要求。

所以，当崔岫闻问他，你觉得那个女孩怎么样时？张东亮说，还行吧。张东亮的潜台词是——

长得一般，不过，人看起来还善良。

崔岫闻听张东亮也没有决然否定的意思，就将我的电话告诉了张东亮。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收到传呼的时候，正在剪头发。

是张东亮。

后来，我问张东亮，当时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既然我没有他所期望的貌美，换作在安阳，很有可能他就免见了，对不对？

张东亮的回答也很诚实。那天也是闲着无聊。就想，打个电话吧。

显然，这实在不是一场设定了预期指数的恋爱。只是有婚姻缘分的两个人终于因缘会际走到了一起。从单独见面的第一天，我们就在一起了，一直到今天，从清晨到凌晨，几乎每天的二十四小时，我们都在一起。我总算明白，其实，你在什么样的时间遇到什么样的人都是天命。

因为做错了公车，加上路远，差不多七点半才到了约定的地点。

还站错了方位。

等张东亮骑着自行车从滨河小区赶出来时，望了一会儿，才看到我在一侧的马路上，正背对他站着。

那时候，张东亮和马云飞夫妻已在通州滨河小区的一幢两室一厅的民宅里度过了九个月的合租时光。

等吃了晚饭，有人约着去唱“卡拉OK”的时候，才知当夜是圣诞节。

准备出门的时候，我低头系松了的鞋带。张东亮用手拍了一下我的后背，他的手掌穿过我的大衣，毛衣和线衣，还是给我单薄的后背一掌并非虚拟的重力和温度。

这是我们第一次身体接触。

后来，张东亮跟我说，他拍我后背的那一刹那，在想，这个女孩可真瘦，要是跟我生活在一起，我一定要让她胖起来。

凌晨六点，天蒙蒙亮的时候，大伙儿才四散开来，各回各家。

张东亮的单人床旁边有一张地铺。他问我，你睡床还是睡地铺？我说，睡床。

那天早晨的实际情况是，我们一起抱着睡在了地铺上。

 

我和房东争执起来。

房东又喝醉了。

起因是我从厨房接了桶水，因为水接得有点满，在拎着水桶从厨房走到我的小屋的路上，院子的水泥地面上撒了些水，然后，很快结了冰。

房东是个四十多岁的北京男人，妻子早年过逝，和开出租的胖儿子住在一起。平日里还算和蔼，喝了酒就面相凶险。

我有点害怕。感觉这个地方住着很不安全。

人也奇怪，如果这事发生在认识张东亮之前，估计我既不会跟房东争执起来，也不会觉得住那儿有多么不安全。

或者说，人在自觉有了外力保护的情况下，反而会变得脆弱。

 

2000年1月，张东亮和二马的同居史到此结束。

我和张东亮的同居生活正式开始。

 

我把张东亮的二哥去纽约前留下来的红色化纤地毯摊在客厅的地面上洗刷干净，然后铺到卧室的瓷砖上。

那时候，我们可真穷啊，惟一的家电就是一台收音机。红色地毯是我们2000年最豪华的家饰。

我就坐在卧室的地毯上写稿。我的字很潦草，个头又大，写一篇四千字的稿子，满地铺的都是纸，非常声势浩大。

张东亮看我写稿子这么麻烦，狠狠心花七千元给我买了台电脑。

说狠心一点也不过分。当时，张东亮的存折总共一万多块钱，那是一个还不能靠卖作品维生的穷画家必需省吃俭用的家底。

我比张东亮更穷，倾囊而出，也就一千多块。

有朋友对张东亮说，才认识这么短的时间，你就舍得花这么多钱给她买台电脑，你不怕临到头人家跑了连电脑也一起卷走了？

张东亮有过这样的担心吗？

举头三尺有神灵。很快，他就将体会到他的这一不为私己的慷慨之举所回馈给他的报答。

春天向夏天过度的时候，鼓楼那家杂志越来越难维持，最后发了一千五百元钱，主编说了一些以后有机会再合作之类的话。

我也不急。那时候，我已经和一家网站的娱乐频道合作了一个多月。编辑将三个版块的栏目包给我，除了一些资料编撰，主要还是负责人物专访。每月月初给我按时邮寄上一月的稿费，平均下来，每月至少四千块钱。

不过是依照一个朋友告诉的电话号码没抱什么期望地询问了一下，编辑也不过是读了我写的三篇稿子。北京有那么多的编辑、记者、撰稿人，她怎么就偏偏采用一无关系二无资历的我？

编辑是一位北京女孩，非常干练，且有一副热心肠。

当你的舌头舔食到糖果的时候，生活总是一并为你预备了除了甜蜜之外的其他滋味。

半年后，网站开始缩水。

编辑来电话说，娱乐频道很快就要撤消了，门户网站正在改革为商务网站。

我去报刊亭买了几本杂志，依照版权页的社址电话直接打过去，遇到礼貌耐心的编辑，就将写过的稿子email到对方的信箱。

那时候，我不认识一位杂志社的编辑，也根本不知道还有自由撰稿人这个职业。完全是生存的本能而已。

有一次，将刊登了采访文章的《母语》杂志送给黄燎原。那一期杂志，我一共做了三篇人物采访。黄燎原问我，《母语》稿费高吗？我说，三篇稿子一千多点儿，顶多千字一百吧。

黄燎原特别惊讶，这么低，你也写，少说也得开到千字五百。

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拿过千字五百的稿酬。至少，再有各类时尚杂志找上门来要求写稿时，我知道有个千字三百的行价作参考。

可是，几年前，我哪里知道什么叫行价，哪里挑剔得起稿费？能有得写，能将稿子卖出去，就已经很满意了。

后来我发现，当年像我这样既没有媒体资历和资源，也没有同行圈子，单枪匹马地做自由撰稿人，的确很吃累，完全瞎子过河，深一脚，浅一脚，全凭胆量和毅力。

 

昨天，我仔细读了一遍我和张东亮在一起之后的日记，五年零一个月，四十七篇。

我只有在心情沮丧的时候才会记日记。

也就是说，过去的五年时间里，至少有四十七天的时间，我的心情是相当糟糕的。

最后一篇日记是2004年4月1日。

这说明，从2004年愚人节一直到今天的近一年时间里，我的心情还不错，起码称得上平稳。

可是，若按惯例，我的心情应该相当沮丧相当糟糕，至少这种坏情绪应该顺延一小段时间。

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连续两次失业。

关键还不是失业，是一旦失业就面临收入断档。其实，失业的第三天我就又开始摩拳擦掌重操旧业继续撰稿了。但是，三月写出的稿子，至少五、六月才能收到稿费。虽然张东亮的卖画收入足够我们两三年一分钱不进也照样生活下去，我完全可以松口气。但是，张东亮卖出第一幅画的那天起，我们就商量好了，他的卖画收入是我们的储备金，不到万不得以，是雷打不动的，我的稿费用来吃、穿、住、行。

因为卖画收入不固定，你不知道画好的一幅画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什么时候能卖出去，收到一笔钱之后，下一笔还要等多久。所以，我们像两个守财奴一样对那些来之不易的钱非常珍惜。

再一次失业后，张东亮宽慰我，正好休息一段时间，什么也不要写。

可我受不了每月花存款的生活。那些存款是我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安全感，我怎么可以耗用它。

后来我才清晰地看到，在遇到佛法之前，我给自己搭建的安全感是多么脆弱。

难怪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我至少有四十七个心情沮丧的日子。

其中，多半是和张东亮吵架过后的痛不欲生的时刻。

说痛不欲生实在不为过。

从那些浸着泪水的日记里，我试图回忆当时的情形，怎么会那么伤心欲绝，好像整个世界都负了你，你所有的委屈只能一个人吞咽。

我独自卧倒在朝北的一间屋子的小床上，试图哭得声音再大一些，好让这些哭声穿过走廊穿过张东亮的耳膜折磨得他睡不着觉必需过来给我赔礼道歉不可。

可是，当张东亮真的过来哄我时，我又背过身去，不理他。

张东亮说我发起脾气来像个无赖。

说得对，那时候，我不是无赖又是什么？

不仅是个无赖，在有两次发了疯似的争执打骂中，我简直像个骂大街的泼妇，极尽言语恶毒阴损之能事。

仅有的那两次，张东亮把我推倒在地。

应得的报应。

现在，我想想自己当时的情形都脸红。可是，在外人面前，我不是一向礼貌温顺善解人意吗？

真是一念间为佛，一念间为魔。

不过，在所有的家庭战事中，我用于出气的武器不过是棉靠垫，枕头，顶多是筷子，我从不摔易碎品，而张东亮一共报废了一个暖瓶，三个碗，一个盘子。

可见，我发起火来其实非常虚张声势，而一向温和的张东亮一旦爆怒，至少也是手榴弹。

是的，我需要很多很多的爱。现在，我已经得到很多了，可我还是不满足。

每次吵架都是我小题大做。

2001年隆冬的一个夜晚，我被恶梦缠绕，吓得惊声尖叫，心有余悸，下意识地用手推张东亮。大概他睡得正酣，被我一声惊叫吵醒，有些不快，嘟嚷了一句——至于吗？翻了个身，又睡了。

我开始流眼泪。我觉得身边的这个男人怎么这么自私，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时候他不仅不闻不问，还那么嫌弃。

越想越伤心。干脆起身穿衣。边哭边留字条。

那张字条现在看来非常像遗书。

凌晨三点，我一个人走在小区静得让人汗毛直竖的路上。是个阴天，夜空黑压压的，星星很少，路灯惨白，每幢楼房都像一个巨大的怪物。心里直打哆嗦，又害怕，又后悔，一面又豁出去地大步前行。

上了车才知道是辆黑车。没有计价器。

所幸，遇到的不是一位歹毒的司机。

终于在日坛路的“31种美国冰淇淋”店里看到了让人安全的灯光。

除了店员，只有一对情侣。

我坐在灯光昏暗火车箱式样的高背坐椅上。

一段非常难熬的时光。

伤心吗？一点都不。就是困倦，而且恍惚，搞不懂大半夜的自己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坐着。也是那一天，我发现，这种非常小说和电影的戏剧情节，其实是一件既伤身又伤神的事情。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我都适合做一个正常人，过不正常的生活实在辛苦。

五点半多，路上已经开始有了早起做工和锻炼的行人。我拖着疲累的身子慢慢地从日坛路踱到国贸，坐第一辆早班车返回了通州。

到家时，张东亮和一个朋友正要出门吃早餐。

他们为我已提前透支了能量。

是我关门的响声惊动了张东亮。他原以为我不过是去另一间屋子哭鼻子，顶多又在电脑上写控诉日记。可是，怎么会有开门关门的声响？

等他穿好衣服，匆匆瞥了眼我留下的字条，跑出楼道的时候，已看不到我半点影子。

唉，我走的是小区的前门，他走的是后门。

活该让我一个人在冬天黑黢黢的凌晨三点的夜路上担惊受怕。

可是，我凭什么连累张东亮和那个朋友？

小区的后门就是滨河。因为有工厂排出的废水，即使在冬天，也不会冻冰，张东亮担心我做傻事，沿着滨河一直喊我的名字。

他还真把那张字条当了真。我哪里真想寻死，我根本就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写出那样吓人的句子恐怕只是对他不理不睬我的伤心和痛苦的恶毒报复。

我知道他已经在心里骂过我无数遍了。何止该骂，难道我不该为我的意气用事好好地挨一顿揍？

但是，他一句抱怨和棒喝的话也没有。只是像父亲一样拉着我的手一起去外面吃了早饭，然后，哄我睡了觉。

对，这就是我要的。每一次争吵过后，当我们重又抱在一起和好如初更加相依为命的时候，我都无比的心满意足。

我需要他百分百地疼爱我呵护我，哪怕有百分之一的疏忽和怠慢，我都会觉得委屈。

我难道不是个吹毛求疵的人，换作一个人，谁能忍受得了我的挑剔和苛刻？

 

最后一篇日记是2004年4月1日。

 

春天来了，风很大，阳光白花花的，灰尘细细密密，擦试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它落下的速度。

有时生活真是挺令人绝望的。

2004年4月1日。

又是一年的愚人节。去年的这个时候，张国荣从二十三层高楼跳下结束了生命。而这一年，我都经历了什么？从XX辞职，三个月在家撰稿，然后去XX，试用期刚到，主编被撤，被新官挤兑，再次走人，直到今天。

我已经很久很久，久到已记不清多长时间没写日记了。

是的。我总是在心情抑郁的时候才会想到写日记。像它是最后一个可以救赎我，不，是可以缓解我痛苦的人。

这种时候对曾经热衷的许多事情都不相信。

是的，我不相信一切！！！！！！

我知道我正在犯下什么罪行，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厌世罪行。

工作不顺，经济紧张，不得不谨慎开支。

东亮的不顺在于，他吃瓜子，竟然被夹在牙逢中的一块瓜子皮划破了舌头。这些天一直喝流食，不说话，人一下子就瘦了。

东亮在做饭。跟他在一起，除了穷点，真的没什么可抱怨的。他病了，都是自己照顾自己。他是家里的主心骨，他一病，我就会悲伤，变得更加悲观。

我在企求大富大贵吗？没有。我只是想找一份还能胜任的工作，准确地说，工资中等，不算枯燥的工作。

为何不顺？

打起精神来。即便丢了工作，也要每月保障有些收入，而不至于动用存款。

可是。。。。。。。

 

时隔近一年，我能清楚地看到“可是”后面的省略号省略了我真正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

我太累了，我烦死了不停地写啊写啊，我不想再写了，为什么总是我来承担每月的生活费，我为什么不能轻松一些，我要罢工！！！！！！

东亮不是说了让你轻松一段时间，什么都不要写了的话吗？

你的稿费负责每月的生活东亮的卖画收入存作储备金难道不是你自己给你和东亮两个人的许诺吗？

结婚前，东亮不是说了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穷画画的，你可要想好，你不还是心甘情愿地和人家领了结婚证吗？

钱不重要，重要的人，难道不是你亲口对自己说的？

我发现，在一贫如洗的时候，我没有安全感。在有了一些钱之后，我照样没有安全感，甚至反而比一无所有时更多了一层烦恼，害怕失去已有的烦恼。

前不久，有个女孩知道我是靠稿费维生的自由撰稿人，一脸又佩服又同情的表情。似乎，她很理解我的不容易。她问，你是不是常常感到头疼，郁闷，心烦，气燥？

前两年会这样，现在没有了。

就像我眉心处的三道竖纹。七个月前，它们还沟壑一般地雕刻在那儿。

这三道竖纹很形象地记录了一个时常忧郁动怒的人所承受的所有折磨。今天，眉心处的这三道竖纹已淡到非得仔细辨认才隐约可见当年的影子，它们正慢慢地被改造为一马平川。

所以，相由心生是非常值得实践的一句话。

仔细想想，让我头疼郁闷心烦气燥的并不是完成一篇稿子的脑力消耗，而是我的心因为“贪”、“嗔”、“痴”这三毒变现出的层层烦恼。

失去第二份编辑工作的时候，曾经有两个月的时间，我非常焦虑。编辑来约稿的时候免不了抱怨，唉呀，又要写稿了，烦死了，怎么总也写不完。等交了稿，刚休息两天，又急得坐立不安，怎么没人找我写稿呢？

比起这种用自己手打自己脸的自我折磨，那些脑力消耗不过是一个脑力工作者很正常的劳动付出，与农民吃苦流汗种庄稼并无二质。

也就不奇怪，四年前，我曾经莫名其妙地患过乳腺增生。看了医生开的中药方子，才明白为什么医生会问我，你是不是经常生闷气？

当贪婪、嫉妒、怨恨、愤怒、恐惧，焦虑等等纷乱的坏情绪污染并且占据你的心灵的时候，它们会变成你血液里的毒素，进而演变成身体上的病痛，而你的心也没有了多余的空间来感受生命本来如是的美好。

比如，在这样一个冬天，从清晨九点到下午四点，只要是晴天，我都能感受得到阳光照在身上的温暖。阳光不会因为我是租来的房子而拒绝从玻璃窗口散射进来，能够拒绝的，只有自己。

我始终无法形容2005年夏天第一次听到阿弥陀佛的唱念声，以及秋天我和张东亮一起去鸡足山采访，第一次听到木鱼的敲击声时内心细微的感受，直到在《西藏生死之书》中读到下面一段话——

在你的生命中，一直有两个人活在你身上。一个是聒噪、要求很多、歇斯底里、诡计多端的自我；另一个是隐藏的精神生命，它宁静的智慧声音，你偶尔才会听到或注意到。

七月，我们搬到了一处临河的房子。六楼。从朝南的玻璃门窗望出去，能看得见大片的天空，特别是站在没有密封的阳台上，视野宽阔，晚上望得见星星，黄昏看得见落日。夏天的傍晚，总能见到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鸟儿飞来飞去。客厅朝西的墙上多开了一面窗子，采光非常好，家里很明亮。

我很知足，常常觉得天堂的生活也不过如此。

 

一天，跟一位编辑在电话里聊选题，一个关于婚后爱情保鲜的话题。

我在电话这一边说，爱情怎么保得了鲜？又不是实物，来无影，去无踪的。要想婚姻幸福长久，倒有比较保险的做法，尽早让爱情转化为亲情。

为什么？

爱一个人很容易，不爱一个人也很容易。爱情与理性与惯性与责任都无关，与肾上腺分泌的激素有关。亲情不一样，亲人的爱是血液里带的，是骨头里长的，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一个思维正常热爱生命的人谁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编辑本想让我挖空心思弄出些奇招来，末了，我却全盘推翻了她的选题。

编辑在电话那一边狠批我，你可实在不够浪漫。

得承认，我和我家那一位都不是追求浪漫的人。婚礼那天，为了省钱，我从现有的衣服中挑了一件看上去还算正式点儿的黑色纱质长衫，白裙子。为了搭配这一身黑白，给东亮买了一件白衬衫，黑色牛仔裤。也亏得公公婆婆很宽容。没有婚纱照，没有结婚戒指。结婚四年，也从来没有庆祝过一次纪念日，连生日有时也免过，更不用说情人节送花送巧克力之类的节目。

据编辑的说法，她之所以向我约稿的原因是因为我看上去很享受婚姻生活。

是的。很享受。

可是，你们两个天天呆在家里，腻不腻啊，怎么也不嫌烦？

没错，的确够腻的。我们每天都要拥抱无数次，通常都是在他画累了，我也写累了的时候。恐怕我是“皮肤饥渴症候群”之一吧，我对婚姻的幸福感就是来自于拥抱，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随时给我拥抱的人，换作一个人，恐怕不会这么配合我对拥抱的渴望。这种幸福感是不是等同于婴儿对母亲子宫的眷恋？我觉得在我的想象里，它们非常近似。

你们是什么时候变成亲人的？一年？两年？

好像我们一开始就是亲人。我们第二次见面，也就是在一起的第一天，我就给他洗脚来着。听上去是不是很不浪漫？

？！。。。。。。。。

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们之间有爱情吗？即便有，它也太短暂了，短暂得让我现在必需使劲回想。有杂志文章说，像我们这种情况的组合可能是一辈子都在恋爱。不过，叫一辈子的恋爱，对我来说太肉麻了。我宁肯说，我们之间没有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