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访谈中国诗人：海外华人的乡愁是一种文化乡愁

【欧洲时报特约记者葛璐璐北京报道】在古典诗歌中乡愁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情怀。古代人路途遥远，乡愁一直贯穿于诗歌之中，而现代人的乡愁也并未减淡。正如诗人、中国文联出版社诗歌分社总监洪烛所说，“古典诗歌中的一些情怀像预言一样与现代人的生活相契合，比如乡愁就是一种延续至今的诗歌情怀，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环境下。身在海外的华人恐怕更能体会“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里面“国”的概念，这真像古人给今人留下的一个预言。”

诗人邓荣成在北京语言大学法国语言与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后由中国水产总公司公派赴法国POITIERS大学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中国水产总公司，此后一直在非洲、欧洲、亚洲之间游走。这让邓荣成对“回家”的概念有着别样的感受。

邓荣成说，每次在达喀尔、努瓦克肖特、塔那那利佛机场出关时，总有当地的边检官员走过来跟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休假结束“回来”了。这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驻外工作最初很不习惯，甚至夜里梦见自己走在北京大街上都感到很开心，这样的乡愁想来与高适的‘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的心境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我漂泊得更远而已。”

在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万里的距离或许只是几个小时的航程，但在飞机起飞时不知自己此行该用“回”还是“去”来形容，这是现代人无法抹去的漂泊感，也是与古典诗歌相通的一部分。诗人，文学评论家白鸦说，中国古人叶落归根的观念，生存境遇的实况，以及对灵魂归宿的探究，使得乡愁成为一种富有道德感的心理本能，也成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普遍表达。正因为如此，中国古典诗词中不仅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地理乡愁，更有“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灵魂乡愁。

对于旅居海外的华人来说文化层面上的漂泊可能更甚于地理概念上的。

出生于台湾、旅居瑞士的作家、翻译家朱文辉说，他的人生之旅，以50岁和60岁为明显的分水领，这缘于他对中华文化的反刍。朱文辉从小在台湾接受教育，大学毕业后于1975年赴瑞士求学。初到瑞士的朱文辉对于欧洲文化尤其是德语世界的文化充满探索欲。在一篇名为《萍浮漂泊与安身立命》的文章中朱文辉记述道，“我有幸游走于两个语境的天地，经过多年的相互濡染，德语也几乎与自己的血脉同体相连，成为肌肤的一部份。”但母语始终是他的精神依托。

2006年，已经58岁的朱文辉初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在寒山寺面对着参天的古柏苍松时，朱文辉流泪了，他感慨自幼隔海在台湾打入记忆的华夏文化，竟如此触手可及。一个游子的文化乡愁被唤醒了。于是，“以华文为桥梁，连接两岸三地同胞，通过书写与创作的交流传扬中华语文的精奥。”成为朱文辉的余年之志。朱文辉以出生后奔向大海再洄游家乡的鲑鱼自比，他说自己为一条“归鱼”。

经汉德两种文化洗礼，最终又回归母语精神家园的朱文辉，何尝不是众多海外华人的写照。正如白鸦所说，同为乡愁主题，离乡与去国所蕴含的情感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但去国乡愁除了故人与故土之愁，更有对故国辉煌历史与异域先进文明的情感交织。可以说，汉语本身即是海外华人的一种文化乡愁。诗人、《诗刊》副主编李少君也表示，在全球化的今天，海外华人的乡愁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乡愁，这种乡愁是不可能淡的，这与汉语的独特性有关，华人只要接受的是汉语教育，其文化中的传统性便蕴于其中，这是一种很难被同化的文化。

【欧洲时报特约记者葛璐璐报道】中国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近日成为许多家庭一起围观的节目。舞台上比拼的是选手们对古诗词的热爱和精通程度，屏幕下唤醒的是无数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在民众触摸汉语魅力的冰山一角后，诗人建议从哪些角度深入体会汉语诗歌之美呢？

《中国诗词大会》们为什么火了？

《中国诗词大会》同时段收视排名

《中国诗词大会》开播以来，其收视率处于逐步上升趋势，而CCTV1频道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在同时段的169个频道播出的节目中收视率排行不仅始终位居前六，且随着节目的播出稳中有升，最终在第9集和第10集，分别以2.69%和3.41%的高收视率进入同时段收视排行榜前三名。

《中国诗词大会》从电视火到网络，从民间火到官方，近日又成为全国两会的“热词”。在被多元文化冲击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诉求有着多样的出口，被一个节目唤起的大众诗心，只是“风乍起，吹皱一江春水”的短暂文化现象，还是“桃花潭水深千尺”般文化记忆的苏醒？而一系列与传统文化有关的电视节目、网络传播又反映出公众怎样一种文化心理？

诗人、《拱宸》杂志执行主编、浙江拱宸书院院长任轩表示，中国古代诗词一直存活于中国人的生活中，而中国诗词大会恰好勾起了不同的人对古典诗词的不同记忆。而诗人、诗歌评论家白鸦则表示，古代诗词是最易于全民传播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一,诗词大会引发全民关注，反映了中国大众的一种精神取向。

文化对人的影响在于心灵与气质。诗人、《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表示，中国人的很多信念是从诗歌中得来的，比如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就是强调个人的价值。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这些已经深入中国人的教条和信念，在指导我们的人生，与喜欢诗歌与否无关，更多的是一种情怀。

李少君说，诗歌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只不过我们平时没有意识到。忙于生活的现代人可能会觉得诗歌离自己很远，但其实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受到传统诗歌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在一段时间内是隐蔽性的，而一些现代观念对我们的影响是显性的，当人们对精神追求到了的一个阶段，之前隐蔽的部分意识就突显出来，而外界的一些因素往往会唤起人们的诗心。

也有声音质疑流行化、竞技化的文化节目真的能唤醒人们的诗心吗？李少君表示，至少这类节目的火热说明了人们的一种精神诉求。李少君说，大众化、娱乐化的形式让大众觉得诗歌离自己并不远。

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诉求从近期一系列被称为“综艺清流”的节目火爆荧屏可见一斑。除《中国诗词大会》以外，《见字如面》、《朗读者》也已经成为现象级的文化节目。在新媒体中类似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在网络直播平台上，中央民族乐团乐队中胡首席蔡阳的二胡演奏最多一次吸引了超过20万人观看，斗鱼上一个直播写书法的主播有人4.4万人关注，而花椒上一个男主播弹古筝也引来了超过16万的粉丝。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媒体似乎

找到了传统文化传播的正确打开方式。正如任轩所言“传播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准传统文化与当代大众生活的那个‘骚’点。”其实就是如何把传统文化以通俗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有一种说法是这类节目优化了人们的时间，让人们在有效的时间内有充分的获得感，但这种说法其实更接近早些年的《百家讲坛》这类把传统文化知识通俗化的节目，而近期火爆的节目却挠到大众情怀的“骚”点。既是诗人也是传媒人的白鸦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以诗词大会为例，诗歌通俗化是个伪命题，但通过这台节目唤醒人们对传统诗歌的记忆，把诗意通俗化却不是一个伪命题，对大众来说，带有情怀的知识即智慧。

从另一方面来讲，互联网、新媒体的日趋智能化也把“人以群分”做到了极致。越来越细分的内容提供渠道使原来隐蔽的文化需求聚集在一起，让很多兴趣相投的人惊呼，“原来你也在这里”。而点击量和流量也只是以信息化的形式把这种隐蔽的需求透明化而已，其实，需求一直都在那里。

电视圈答题节目“混子”彭敏：诗词需要一定功利化

彭敏称自己为“电视圈答题节目的混子”。在今年《中国诗词大会》之前，彭敏从2013年河北卫视举办的“中华好诗词”开始，参加了《中国成语大会》、《一站到底》等一系列的答题节目。“你看过的答题节目，我基本都参加过。”他以一种自嘲的方式总结了自己参加电视节目的初衷，“为了找女朋友。让自己在别人眼里似乎看起来更优秀。”

机会多了让人惶恐

斩获了《中国诗词大会》的亚军，彭敏感叹，“热度高太多了！央视果然太给力了，媒体的宣传推广力度那么大。”

谈到参加比赛对生活的影响，彭敏表示，“之前的生活已经高度凝固化，放眼往未来，看不到什么变化。因为参加电视节目有了些小名气之后，首先是海量的信息扑面而来，各种可能性也蜂拥而来。比之前我对自己做做《诗刊》编辑、写写畅销书的计划来说，又多了更多的路径可供选择。比如之前想写畅销书可能仅限于鸡汤文、随笔或武侠奇幻类的小说，而现在很多出版社找我，希望我能写诗词欣赏类普及推广类的书，或者做一些网络音频之类的工作。”

不过彭敏坦言，机会多了也让人惶恐，反而看不清未来的路。

“来《诗刊》以后反而不怎么写诗了。”彭敏说，他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就喜欢古典文学，初中高中积累的储备最多，利用早自习时间背古诗词。大学以后看现代诗写现代诗更多，对古诗词也淡忘了些。近些年为了参加各种电视比赛，靠着自己的“童子功”，又重新把他们捡了回来，“我这种童子功还是一种很粗率的形式，和现在国学班的孩子们接受的比较系统、比较精深的国学教育还是不一样的。”

武亦姝对诗词学习有激励作用

谈到偶像的力量，彭敏表示，“武亦姝还那么年轻。我觉得她不是满足了人们对于才女的想象，而是满足了人们对于天才的想象。在文化行业里还是欠缺偶像的，尤其是在诗歌领域，甚至是被妖魔化的。在一些人心里诗人可能是一个比较迂腐的形象，和一般人不在同一个频道上。而现在诗词大会造出了武亦姝这样一个偶像。在这个层面上讲，她能够激励很多青少年去学习诗词，也能够说服很多家长同意甚至鼓励孩子学习诗词。”

彭敏认为，从前很多人觉得诗词无用，学了它反而会让自己变成偏离轨道的边缘者，生活也比不上那些走在正轨上的人。而自从央视的节目之后，有了武亦姝的走红，这种局面可能会得到很大的扭转。

掘开冰山一角后从何探索汉语诗歌之美？

《中国诗词大会》关注人群特征

根据360搜索大数据的用户画像，偏爱诗词的用户中男性明显高于女性。其中，男性比例高达59%。另外，关注“诗词大会”人群中，19岁以下的群体，远高于总体占比，说明在校学生对于诗词大会的偏爱程度较高。

诗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郁葱说，失眠时会想到《诗经》中那片独特的树林，“其叶蓁蓁”，想起那片独特的河水：“清且涟猗”，“它成为我内心不为人知的美感。”这种美是有渗透力的，《中国诗词大会》只是展示了汉语魅力的冰山一角，而诗人们又能从哪些更纵深及更开阔的角度解读汉语诗歌之美呢？

汉语诗歌以静为美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同时也是一位优秀诗人的敬文东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对学问很较真。对《中国诗词大会》的火爆，他给出的答案是“从众心理使然，不过是把那台节目娱乐化了。”然而，在谈起汉语之美时，敬教授更有叙述的欲望。他说，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汉语是一种内敛、含蓄，甚至不乏羞涩、腼腆的语言。所以，古典汉语诗歌的诗意一般以静为主。所谓“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他说，静之美是华夏美学的伟大发现；而对动之美缺少理解和同情，则是华夏美学的弱项。以静为美的结局是，诗意美的最高境界是肃穆；以动为美的结局是，诗意美的最高境界是悲剧。因此，中国诗歌中没有悲剧，悲剧精神不是华夏美学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是顺应，而不抗拒，也就是说听天由命。我不认为这是消极的态度，承认天意，顺天应命，是高级的、乐观的人生态度；抗拒注定是悲剧的，这是西方悲剧的来源。”

语言精妙的汉语诗很难译

学者从语言中看到中西不同的民族性格，而一些有着多语种背景的诗人及诗歌翻译者更是从另一个角度领略了汉语的独特性。当代诗人、诗歌翻译家、《诗刊》编辑、《当代国际诗坛》副主编赵四说：“汉语的确有一种朦胧美，让我有时甚至觉得英语有点‘笨’。”

赵四说，“诗这个东西唯有经由语言。而在翻译的过程中最容易损失的部分一定是唯本民族语言才有的一些要素，因此就需要诗人译诗。”但即使是诗人译诗，依然有一些句子是无法翻译的。

赵四反复提及一个句子，“口吃口口声声的都是回声”。赵四说：“这句诗有着精妙的结构，第一个字与最后一个字是嵌在句子中的，它的含混又清晰的悖论式表达充满智慧，普通的译文根本无法兼顾其意义加语言形式的美感。”

诗人、《诗刊》副主编李少君也说，那种讲究语言美感的汉语诗歌是比较难被翻译的。“我个人认为场景感比较强的诗歌相对来说更容易被翻译，而比如传统诗歌中寒山子的诗在西方比较受欢迎，因为他的诗都是在场景化的描述中传递一种禅意，对西方跨掉的一代影响非常深刻。”

李少君说，就像人和人之间永远不可能完全相互理解，文化和文化之间也是这样，永远在不可避免地相互误解和误读，但这也是彼此交流中的一个必然。

汉语审美需要创造力激活

诗词大会唤情了普通读者对古典诗词审美的热情，然而，诗人却给了我们另一种维度。在采访时，很多诗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古诗词从思想维度上对后人的禁锢。诗人、作家赵妙晴说，“我早期的诗歌，受到传统诗词的影响特别大，所以我的诗很讨巧，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我的诗归类为唯美，圈外的人都很喜欢我的作品，但是写诗的圈内人往往不怎么看得上。不过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读者，不要试图去占领所有的读者。但大约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唐诗宋词搞了几百年，一点新意都没有，每一首都长得有点像，这时候我就开始警觉了，提醒自己，无论是观察角度还是体验思维，都绝对不能再沿着老路走下去。”

而赵四则讲了个故事，“我硕士时念的是古籍整理方向，做过一个清朝诗人八卷诗集的校注。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决定不再碰古典诗歌了”。赵四说，她的体会是，既有的精神传统、诗歌文化把这个清朝诗人征服了，而他不再有能力为那个文化增添什么。现代诗人需要取传统的东西，但绝不是被传统的东西覆盖。

“每当读到‘蓝田日暖玉升烟’这样的诗句时，我就油然大爱汉语。很多诗人也在做现代诗歌与汉语审美结合的尝试。我认为，中国诗人应该多做这种尝试，把母语中具有不可替代之美的成分尽量挖掘、保留。但不是用死继承的方式，而是用一个诗人的独特创造性去激活它。”赵四说。这是一种思辨的维度，这不仅仅是对于诗歌和诗人来说，对传统文化的合理继承和摒弃即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眼界，同时也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自信。

记者手记：“边缘化”与诗人无关，与诗意有关

在采访之初，我几乎给每一个采访对象都预设了“诗歌边缘化”这样一个问题。但在整理采访资料时，我却发现，虽然每个人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无论对于诗人、诗歌写作者还是诗歌爱好者来说，这都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坦然接受这件事情。

“诗人的感受力本来就是有天赋的，这种天赋本来就是小众的”这是诗人、诗歌翻译家赵四的回答。赵四的观点与荷兰汉学家柯雷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抛出的观点在思考维度上似乎很接近，“把那种实验性很浓厚的、本质上就是边缘的东西，跟广大受众的大倾向比起来的话，是不太讲道理的。”

诗人任轩表示，当前诗歌与诗人的小众化与语言的整体环境有关。“现在谁讲话如果动不动像写诗那样表达，谁都觉得别扭。”而诗人郁葱则认为，现在人们的审美情趣多元化，对什么是好诗的理解有了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随着传媒和艺术的发展，人们有了更多的审美选择和空间。这是艺术成熟、社会成熟的标志，是好事。

也有人给出了比较乐观的答案。诗人、《诗刊》编辑聂权说，诗歌边缘化是前些年的事情。经过这么多年的积淀，诗歌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优秀的诗人越来越多；优秀的诗歌越来越多；社会的诗歌氛围越来越浓。从这三个围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公众的领域还没有得到一个反馈，但诗歌圈已经嗅到了这种味道。在朦胧诗以后的20多年，也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诗歌进入了一个比较沉寂和荒芜的状态。那是一个积蓄力量的时期。而近五六年诗歌复苏的迹象很明显，出现了一批成体系的诗人，整体创作也进入了繁荣期。

诗人、中国文联出版社诗歌分社总监洪烛告诉记者，近年来，诗歌尤其是现代诗歌有明显的繁荣迹象。此次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又带热了古典诗词。

或许我的样本还不够丰富，但至少在梳理这些答案时，让我感觉，是否“边缘化”对于诗人来说，并不能影响他们写作和生活的态度，也许“边缘”本身也给了他们一种观察生活的视角。

聂权认为，随着诗歌基础的不断深入和扎实，以及诗人心智的不断成熟，诗人在诗歌和生活方面越走越稳。优秀的诗人普遍能与生活有很好的对接。越来越多好的诗人或者说诗歌写作者在世俗方面也都做得很好。“会生活的人才会写诗。”或许并不是每一个诗人都与生活对接得很好，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大众舆论更愿意看到“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的诗人形象，不再能印证他们对于诗人极端浪漫或无能的想象。

聂权在访谈过程中多次提及，希望诗歌以一种正面的形象进入公众领域。这也是诗歌的一个本来的面目。

这是说到点子上的一句话，但也是在当下传媒环境下很难做到的一点。即便余秀华的文本再扎实，就连发现他的“伯乐”刘年也不得不承认，她在公众视野的走红还是由于那首标题党的诗以及她本人身体的特殊情况。

因此，今年中央电视台的诗词大会及其带红的“正能量”偶像或许是诗歌的一次机会。

洪烛说，新媒体时代大众获得了一个表达的空间，也给诗意一个展示的空间，或许诗歌有精英化的需求，但诗意却可以借流行的表达方式，比如歌词、甚至网络流行语的方式融入我们的生活。在网络空间中的表达更有诗意能获得更多人的共鸣，“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本身也是一种诗意的表达。这些表达能扣动每个人的心弦，也是呼唤“大诗歌”的意义所在。

说起对诗歌与诗意的追求，不得不提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歌热潮。当时，是否是一种诗意的复兴呢？诗人、文学评论家、淬剑诗歌奖评委会主任白鸦说，20世纪80年代兴起诗歌热潮，是有其特殊性的。80年代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而言是“黄金时代”，对普通大众的公共生活来说也是一个精神焕发诗意的年代，主要原因在于众所周知的社会变革所引发的各种新旧观念的互相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相对多元开放的中国社会。

当时针拨回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多极化及科技的变革也让现代人观念产生新的冲突及内心焦虑，从诗歌中汲取精神的力量或许是诗意复兴的前提。所以，“边缘”与否其实与诗人关系不大，反而与是否能让诗意在更多人心中复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