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我写完后就忘掉了、因为被别人文章引用而重新想起的诗。】

洪烛2800行诗剧《屈原》节选：多余的人

         洪烛

在首都，他是多余的

到了外省，还是多余的

在满朝文武中间，在楚王眼里

他是多余的。混迹于人群

与樵夫与渔父擦肩而过，还是多余的

给他一座洞庭湖

也钓不到一条鱼：“有什么办法呢

他只对垂钓虚无有耐心。”

虚无是多余的，对虚无感兴趣的他

也就是多余的。诗人都是多余的人

而诗并不多余

诗比洞庭湖里的鱼更有活力

更难捕捉。当路遇的渔翁向他炫耀

满载的鱼篓，他不好意思地拿出

刚写好的《九歌》

却不敢让别人相信：这九条鱼真的

会游进祖国的文学史里

是的，真正的诗都会用鳃呼吸

因为在那瞬间，诗人总是感动得要窒息

对于他来说，只要有感动

花香是多余的，空气是多余的

甚至连把诗写出来的过程，都是多余的

“他对这个世界的要求确实不算多

只想每天醒来能呼吸到一点诗意……”

对于万物来说，诗人是多余的

是多余的一个零头

对于诗人来说，万物是多余的

他只热爱万物之间的空虚……

     这是诗人洪烛描写屈原的诗，却似乎透露出了诗人一度的生存状态——“多余”。

附录：

多余者：朵渔

           文/夏华东

     曾刊于2011年9月号《领先》

这一批人存活于这个时代

在孤独中享受浪漫情怀

在无意义的世界中寻找意义

在荒漠中寻找水源

在多余中实现价值

编者按：

这个时代是由每种身份构成的大集体。一直以来，诗人们在自身与宇宙相通的无边无涯的精神世界里，披荆斩棘，艰苦卓绝，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语言奇迹。尤其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他们放弃世俗生活的欢乐，铁锥般专注于诗域，保存着那份沉忍、勇敢和韧性……

可是偏偏就有很多人公然提出：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做诗人。现在的中国只需要money，不需要诗人，诗人本身就是多余的。

他背井离乡，只为给心灵寻求舒适的港湾；

他辞职在家，只为满足写诗的单纯梦想；

他其貌不扬，只是在诗坛上越来越熠熠发光。

你或许不知道这个名字，可你如果知道诗歌，就会知道70年代的一个颠覆——“下半身”诗歌的出现，你如果知道诗歌刊物《今天》，那么也不要忽略著名的诗歌民刊《诗歌现场》，它们的发起者都是朵渔：一位出生于70年代，求学在北京、安家在天津，与于坚、韩东交情甚深的山东诗人。

欲望膨胀的社会浪潮中，作为诗人的他是否真的是多余呢?

【多余的人】

在首都，他是多余的

到了外省，还是多余的

在满朝文武中间，在楚王眼里

他是多余的。混迹于人群

与樵夫与渔父擦肩而过，还是多余的

给他一座洞庭湖

也钓不到一条鱼：“有什么办法呢

他只对垂钓虚无有耐心。”

虚无是多余的，对虚无感兴趣的他

也就是多余的。诗人都是多余的人

而诗并不多余

诗比洞庭湖里的鱼更有活力

更难捕捉。当路遇的渔翁向他炫耀

满载的鱼篓，他不好意思地拿出

刚写好的《九歌》

却不敢让别人相信：这九条鱼真的

会游进祖国的文学史里

是的，真正的诗都会用鳃呼吸

因为在那瞬间，诗人总是感动得要窒息

对于他来说，只要有感动

花香是多余的，空气是多余的

甚至连把诗写出来的过程，都是多余的

“他对这个世界的要求确实不算多

只想每天醒来能呼吸到一点诗意……”

对于万物来说，诗人是多余的

是多余的一个零头

对于诗人来说，万物是多余的

他只热爱万物之间的空虚……

这是诗人洪烛描写屈原的诗，却似乎透露出了诗人一度的生存状态——“多余”。

——“朵渔”，多余？

他说：你不要称我高老师，叫我朵渔老师吧，这样我觉得习惯。

“一个人的名字是给定的，是父母取的，不可能为自己取名字。而作为写作的人却有起笔名的权利，那我想有这个自由为什么不用呢？我不满意父母给定的名字，所以就重新为自己命名了。”他很坦率而直接的讲自己改名的原委，理由却不是像“北岛”、“食指”一样做诗人就一定要有笔名。

一个豪放一个温婉；一个有些下里巴人，一个却似阳春白雪。本名跟真名如此大相径庭，定然有故事，记者表示出好奇。“当时主要是发现这两个字基本上属于木质的，跟谁跟植物有关系，没有攻击性，很符合自己的性格，就是这样很简单的开始喜欢并且沿用至今”，他想了想，漫不经心的说。

然而一个小小的发现赋予了这个词新的含义，这两个字用天津话读出来是“多余”，意思就是“不必要的”。这就有点意思了。朵渔说这样的解释倒也迎合了当时自己的心境。换名字的时候他刚刚开始工作，业余时间经常用写作填补，单位领导一度觉得不应该干那些没用的。而现在这样一个名字恰恰能够记录当时他人对自己写作的态度， “多余人”也就成为朵渔身份的一种确认。

随着喧嚣的物质时代以风挟雷电的势态快速前行，随着以广告为运作基础、以提供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大众文化传媒日益取代了以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化的影响力，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诗的神圣性和对诗人的美好称呼早就成了遥远的回忆或隔世的妙语。“多余”的称呼竟然让他备感亲切，颇有些相依为伴的味道。

——与别人隔离开就好

上午7点左右，他起床，吃过早饭后，独自驱车到天津市郊区的一栋房子里，绿水、青草、茂密的芦苇在夏日的骄阳下倔强的挺着，一切静谧而美好。房子里显得空荡，家具极为简单，桌子、椅子形影相吊，只有那满满的书架显出了极为浓厚的文化人气息。窗台前，他打开电脑看看邮件，顺便看看新闻，也浏览一些文学网站，然后写作。诗人朵渔一天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写作，是一个人出神的过程，是灵魂出窍的过程。假如我周围有一个人，自己也会觉得仍活在现实里。其实我对写作没有具体的环境要求，只是需要安静，与别人隔离开就好。任何东西脱壳的时候都会寻找一个安静的场所，蛇也好，蝉也好。我的床头经常会放好多小纸条，当灵魂出窍的时候把它们记下来，这样就不至于等到正常的时候，它们消失的无影无踪。”就是这样一个喜欢简单和安静的人也是一个勤奋的人，“我不想自己的灵感就像梦一样，做过去就没了”，他这样说。

朵渔的朋友圈很窄，他的朋友有很疯狂的，也有很安静的，但大部分都是搞写作的。朵渔和这些人偶尔会来往但不经常，在一块基本上就聊写作。“我不是个擅长交际的人，从不说一句多余的话，出去拜访客人，也会杵在后面，偶尔躲不过便讷讷的打声招呼”。

所谓生活，就是你和其他人一起，而不是你自己，生活永远是集体的，而写作可以是个人的。外在的东西其实还是跟性格有关系，朵渔在生活中并不是多么张扬的人，人多的场合总怵头，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所以便将内心的张扬赋予给了诗歌。

——体制之外的创作

一首诗的完成真的很神秘。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好像跟他的天赋和秉性都有关系。最初朵渔也尝试过写小说，发现自己没有那个耐心去叙述，很难讲好一个故事，总是突然一下就跳过去了，尤其是一些细节的东西。而诗歌正是如此，跳跃性很大，情感的爆发力更强。他想既然秉性难移，那么就写适合秉性的，就作诗吧。

写诗对于朵渔来说，向来是自由的。最初他对自己没有很严格的要求，有什么感想，坐在窗户底下一会儿就写出来。那时候想法不成熟，记忆里没有什么焦虑、没有什么压力，完全是毫无顾虑的去写。后来发现更多人去关注自己的时候，他变得越来越谨慎，失去了自由和当时那种快乐的那种感觉让他怅然所失。即便这样，他仍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为制造数量而去写，不为写而写，只是为想写而写。从不针对具体的约稿和专题去写诗，熟悉他的人都不会提出这一要求，所以就不存在命题作文。

其实很多人觉得诗歌总是远离了社会，社会完全不是诗歌中的样子，诗人是在逃避生活，是在大白天写着些梦话，对社会毫无价值。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不可否认，一定时期内，现实生活永远不会变得如我们所期待的一样。诗歌是与社会脱节而又违背的，诗人却又是最关注现实，最真实而淡定的。也许诗歌对个人可有可无，但并不表示这个社会不需要诗人。

——单纯写诗，挺难活下去

写作对他来讲，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他崇尚“安身立命”四个字，当发现了写诗很适合自己，觉得对自己是一个依靠，对读者也有意义时，就准备一直做下去了。

04年初，朵渔辞了将近十年的工作，并没有想过下一步怎么办，毕竟时光有限，“我应该在精力最好的时候去做我想做的，不能考虑太多，到一定时候你只能做一件事。我就是这样，有时专门做一件事还不一定做好”。

采访中朵渔也谈到一些现实性问题，“现在作家稿费超过800元钱就开始收税，税率是20%，甭说写诗了，写小说都很难活下去，现在没有一个单独让单纯写诗的人活下去的条件。这种政策的设定也是有考虑的，既有现实的政治考虑，又是历史的延续。但这样一个制度确实窒息了一批以写字为职业的人。

记者问朵渔：既然这样，想过放弃写诗，而去追求荣华富贵吗? “虚荣是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有的。写一首诗当然希望得奖，对稿费并没有多少期待，但真的会渴望荣誉，至少想被别人肯定。我从不刻意得到什么，有就有，没就没，对我来说无所谓。”

写小说的叫作家，画画的叫画家，搞艺术的叫艺术家，还有钢琴家等等。为什么唯独写诗的人就叫诗人呢？也许因为诗人太穷，没法成家！只能做人！朵渔的话让记者一时间顿悟。或许写诗就应该是这样一种自觉的行为，和养家糊口无关，只和内心的信仰有关。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他们也有家庭，却活得那么超脱世俗，究竟是物质多余还是他们多余？

——哪怕多余，我也承认

提起诗人身份，大多人的印象要么披头散发、有个性、张扬的；要么内向、抑郁、拘谨的。而朵渔给我们的感觉朴实敦厚、随意自然。在他看来，外人对诗人的理解太程式化了，其实诗人也是普通人，尤其是生活中。

任何场合下，朵渔都不排斥被称为诗人。谈到眼下有些人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诗人身份时，他忍不住为他们辩解，“没办法，这不是一个适合诗人生存的社会，在诗人中也确实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被丑化也好，被娱乐化也好，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名声。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本身也没有足够的自信，很多人谦虚的说自己就是一个写字的，我觉得没有必要，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朵渔作为诗人的自信。他的自信完全来源于对自己的认识，既然做了这行，就有理由确定自己的信心。正所谓干一行爱一行，他说，我存在，我就是个诗人！

一个人不管他生存的状态如何安稳，如果他的生命觉醒了，他就有一种“痛”。这种“痛”日夜不停地鞭策着朵渔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好，以此来体现生命存在的价值，这件事就是写诗。他说，哪天我的生命结束了，但愿人们说死了个诗人。

人们通常认为一个现代诗人不应该只是一个写诗的人，应该会同时做很多事情。像完全只是写诗，只做书斋里的一个写作者，朵渔也认为是有欠缺的。但他笃定诗人是他的立身之本，“我不怕说我多余，我就是个诗人，除此之外才会去扮演其他角色。”

——这是一个诗人多余的时代吗？

现实压力越来越大，静下心来去欣赏一首诗本身就成为一件很难的事情。但在西方，诗歌已经不是一个很大的艺术了，但至少还会有人去静下心谈它。这是一种个人的享受，就好像去听古典音乐，因人喜好。这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作为诗人，朵渔深切的明白要让人喜欢诗歌，诗人首先要把诗写好，但这绝不容易。

在《高启武传》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奖”时，朵渔曾说，“诗歌从来不是一项胜利者的事业”，诗人很难有成就感。困惑对诗人来说是常态，因为诗太难把握了。很多写了很多年、很有成就的诗人到最后经常有这种噩梦，怀疑自己以前写的诗是不是垃圾。其实这种否定并不是不自信，而是一种诗人平常的而又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就像诗人杨克曾表示，现在的时代不是文学的时代，更不是诗歌的时代，它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的时代，唐朝才是诗歌的时代。朵渔也认为诗歌的成就没有那么高，是因为我们的经验太贫乏了。相对于一些可以成为大师的诗人来讲，如今诗歌的圈子确实很浮躁，低水平的诗人很泛滥，尤其是网络兴起之后，不仅没有带来发展，反倒让诗歌很娱乐化，让大众认为中文诗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其实高端的诗歌是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段的诗人来对话的。

好像他们怀疑的并没有错，也许现在确实不是适合诗人生存的时代。现代的人太过于浮躁，人类的梦想就是想活得富裕而高贵。为了守护这个梦，诗人孤独的以终极关怀的姿态在风雨中，在黑夜里站岗是否有意义，是否能坚守到底呢？

70年代诗人于坚为诗人指明了方向，“中国正处在变革时期，社会的各种因素都在变化，形成很多焦点问题，这样的时代对于诗人是一种幸运。时间将会证明，这个时代对诗歌的忽略，是极大的文化错误。文化中国的尊严和自信心，是从诗歌开始的。”于坚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诗是民族之魂，嘲弄一个诗人就是嘲弄一个民族。

如今还有不少像朵渔一样的诗人长期坚守这个孤寂的领地而不退缩，他们以对词语和技艺的不知疲倦的锤炼，表达对这个世界的体验。以他们对人类精神性生活的坚执，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在混杂无序中寻找秩序，在失望中寻找得救。

一直寻找一种至善至美，并宁愿相信这种至善和至美是一种现实存在，这种固执和天真拯救了他们也折磨着他们，然而别无选择，这是命运。也许对于万物来说，诗人是多余的，是多余的一个零头；对于诗人来说，万物是多余的，他只是热爱万物之间的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