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诗苑》：吹响八十年代校园诗人集结号
        洪烛
   大兴安岭的姜红伟，是八十年代那批校园诗人中颇有组织能力的一大人物。他又在下一场及时雨：张罗星散四野的旧日好汉恢复联系，回忆《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栏目。他的短信把我又带回二十多年之前。
   洋溢着理想主义精神的八十年代是出诗人的年代。在全国高校，几乎每个中文系的学生都算半个诗人。我也未能例外。当时我因中学时写诗小有名气而被保送进武汉大学，觉得一下子由混沌的尘世进入诗人的乐园。1985年，我面临高中毕业。由于偏执于文学，数理化成绩一塌糊涂，连高考预考都未通过，我只好准备做个“待业青年”了。但自己仍想像高尔基那样到社会（“我的大学”）上继续实现文学之梦。有个中学同学的哥哥是开照相馆的，我甚至准备毕业后去那儿当临时工……幸好南京梅园中学觉得我给母校争得些荣誉，想出了一招：把我发表的作品及获奖证书复印许多份（感谢那个时代发明了复印机！）向全国二十多所大学寄发了推荐函。很快，武汉大学特意派来一位负责招生的老师，领我去武汉面试。华东师范大学也约我去上海面试（他们还答应给我的中学另外五个入学名额）。最终，我选择了武汉大学，作为免试保送生，没参加高考就跨进了大学门槛。对于我而言，缪斯不仅是诗神，更是我的命运女神，她带给我好运气！
   新生入校，照例由辅导员带领去瞻仰位于樱园老校舍区的闻一多铜像——因为他曾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我们不再叫他老诗人，而改口叫他老院长。整个大学时代，老院长都叼着那支著名的烟斗，坐在山坡上看我们这班后生们写诗。这也是一种文学传统吧——武大是一所为诗人树立有塑像的学校。偌大的武汉，也只有两位诗人以塑像的形式站立着——另一个是东湖公园里的屈原石像。我“野心勃勃”地想：第三尊塑像会留给谁呢？我可要加把劲啊。有如此想法的也许不只我一人。那个时代的诗人都有类似的雄心壮志，我周围的同学，有不少都是在闻一多铜像前宣誓成为诗人的——譬如陈勇、李少君（后来去了海南），譬如低年级的邱华栋。我们都是浪淘石文学社的。类似的社团，仅武大就有十来个，各自招兵买马，举办朗诵会，油印诗刊，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常去的桂园咖啡馆里，有售已毕业的校友王家新的诗集——其时王家新在《诗刊》，我们便觉得北京的《诗刊》跟武大有缘，谈论王家新像谈论一个发达了的亲戚。这种亲近感是可以理解的。没准现在，武大的新诗人也带着同样的神情谈论我呢。
    除了《诗刊》，当时在大学校园诗人群体中最有号召力的是兰州《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栏目。编辑是张书绅老师，八十年代校园诗人心目中的伯乐，绝对算得上“八十年代十大诗歌名编”之一。  

   记得我最初把在武汉地区高校樱花诗会朗诵并获奖的诗寄给《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很快就收到张书绅老师的回信。发表后又收到全国各地校园诗人的来信，因为该栏目都会注明作者的学校和年级。直到大学毕业前，我还给《大学生诗苑》投寄一大组写西方油画的诗，张书绅老师又给隆重推出。相当于我作为校园诗人的“告别演出”了。

    八十年代大学校园诗人的“诗歌大串联”，跟《飞天》杂志《大学生诗苑》吹响的集结号是分不开了。我和许多校园诗人都是通过《大学生诗苑》而相识并通信联系的。譬如读过伊沙发在《大学生诗苑》的组诗，1989年去北京求职时，专程到与北师大与伊沙、桑克、侯马、徐江“煮酒论英雄”。我白天去各个单位投递求职材料，晚上就借宿在伊沙等人的寝室。熄灯后，大家躺在黑暗中谈诗，谈累了才昏昏睡去。那是很典型的八十年代文学青年的激情：写诗不只为出名，还为交友；而谈诗也像喝酒一样让人兴奋且陶醉。我不仅“蹭”朋友们的床铺，也在“蹭”他们的才气。那段时间，像我一样漂在北师大的还有摇滚歌手张楚和黑龙江校园诗人中岛。
   还是引用伊沙的发言代表我们共同的心声吧：“在80年代各大学诗爱者的心目中，《飞天》是最具权威性而又有亲切感的刊物，因为它的《大学生诗苑》，因为张老师。全国各地高校中诗歌创作的佼佼者纷纷在此亮相并相认相识，形成一支庞大而富有生机的诗坛后备军。继"朦胧诗"之后成为诗坛中坚力量的那批诗人，几乎都是当年在《大学生诗苑》上崭露头角的。《大学生诗苑》对现代诗在民间的发展也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大学生诗派"就是在《大学生诗苑》的基础上创立的--诗人孟浪曾在那本著名的"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指出过这一点。有人把诗刊社一年一度的"青春诗会"比作中国诗坛的"黄埔军校"，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大多已成气候，以诗会的形式集中亮亮相罢了。而真正的"黄埔"，非《大学生诗苑》莫属。80年代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在对"朦胧诗"的模仿状态中写诗的，张老师和他的《大学生诗苑》为他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为"第三代"--"后朦胧"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张老师之于中国现代诗发展的重大贡献，能以一名普通编辑的身份，仅通过一份刊物6个页码的一个栏目，便做出如此重大贡献者，偌大诗坛，谁为第二?”

   谢冕曾高度评价：“在中国新诗运动中，在一段时间如此集中、专注、大量地选刊大学青年学生的诗作，确是一个富有远见的行动。这一迹象，已经不仅仅在大学的诗歌爱好者中，而且也在全国的诗歌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诗歌正在大学校园里赢得了广大的爱好者和创作者。在那里，诗歌孕育着（或者已经发生了）变革， 《飞天》的编者敏锐地获得了这一诗的最新信息，他们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时期，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方式，用以突出他们对于诗歌发展的关心。”
   叶延滨作为八十年代校园诗人中的老大哥，也难忘那个光荣与梦想竟相绽放的黄金时代：“我对甘肃有感情，首先是因为《飞天》杂志有个《大学生诗苑》栏目，它对中国诗坛有过重要影响，不少青年诗人都是从这里步入诗坛的。我上大学时就有幸在那里发过作品，并获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