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就是一个名利场

         ——湖南作家网李荣访谈

问：你是怎样走上诗歌写作道路的？

答：我走上诗歌写作道路的原因实在不值一提。那是在我进入高中后，仅仅因为参加文学社可以获得更多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我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而把诗写到能发表的水平则是因为我喜欢上了文学社里的一位女生，可那时的我胆小如鼠，根本不敢和她说话。于是，我便通过写诗来表达对她的爱慕，每次有作品在报刊包括文学社的社刊发表后我都会在第一时间送给她，名为交流，实为表白。

问：你的“阴谋”最终得逞了吗？

答：嘿嘿，有心者事竞成。虽然那个女生最终没有成为我的人生伴侣，但是她读懂了我的诗，我们的爱情持续了5年。那5年是我写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写下了大约300多首诗歌，并有100多首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问：作为一名“归来者”诗人，你怎么看待诗坛“归来者”这一现象？

答：在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有两次“归来”现象。第一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艾青复出诗坛后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归来的歌》为标志并命名。其后，流沙河创作了《归来》，梁南创作了《归来的时刻》等，标志着诗人的第一次全面“归来”。第二次则以洪烛于2008年写的评论《归来者：不是宣言的宣言》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当年推出的《归来者诗丛》为标志，首批包括洪烛的《西域》、邱华栋《光之变》、汤松波《灵魂没有淡季》、周瑟瑟《松树下》、吴茂盛《到达或者出发》、周艺文《我和你》六部。与这两次“归来”相对应的“离开”，第一次主要是政治原因，第二次则主要是社会经济转型、变革所致，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因素与个人原因。至于我，1990年开始写诗，1998年离开诗歌，2008年回归文学，回归诗歌创作则是去年9月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时开始的。我在《归来者之歌》中写过这样的句子：“我要把生锈的笔擦亮∕让它重新发出枪的光芒”。历史已经证明，第一代“归来者”迅速成为当时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历史还将证明，“新归来者诗群”也会让他们手中的笔“重新发出枪的光芒”，扛起新时期诗歌复兴的大旗！

问：现在社会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你怎么看待网络对于诗歌传播的意义？

答：狄更斯有一句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句话对当今网络时代的诗歌而言是最恰当不过了。网络为诗歌的传播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诗歌写手，就量而言包括作者和作品的数量，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是，与这种数量上的空前繁荣相对应的是质量的泥沙俱下。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甄选和审核，大量的诗歌赝品同时在网上流转，很容易形成对诗歌写作方向的误导，而这，毫无疑问是对诗歌的伤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网络已经取代纸质媒体成为诗歌传播的主要途径。也正因为如此，我在回归诗歌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博客这一网络平台作为我创作诗歌对外传播、交流的主阵地。我现在几乎不向传统的纸质媒体投稿。不过，一个无须回避的事实是，纯粹的诗歌阅读对象是极其有限的，为了推广自己的诗歌博客，我剑走偏锋，写了一些与诗歌有关的随笔，并通过网站博文推荐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让他们进入我的诗歌领地和精神家园。我的这一尝试应该说是成功的。短短五个多月时间，我在新浪网上的博客访问量已达到了30多万人次，这在纯粹的诗歌博客中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尤其是《性与诗》这篇随笔，访问量达16万余人次，并有500多人转载。也许有人说我媚俗，但我的媚俗是建立在对诗歌虔诚这一基础之上的，目的还是为了诗歌的传播。别人的评价不会影响我在这条道路上的进一步探索和尝试。

问：很多人说文学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尤其是诗歌写作更应该保持“潜伏”的姿势，不为名利所困，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答：我只能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说的。可以肯定，发出这样的声音的人都是已经功成名就的人。我是一名军人，一直秉记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的道理，不想成名成家的诗人也不会是优秀的诗人。其实，文坛就是一个名利场，而且是一个带磁性的名利场。文学创作就是一项名利的事业。名利是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原动力。说实话，我还没有遇到过不想成名成家的文学爱好者，只是有些人将这一愿望隐藏在内心深处。曾经，我就是因为看淡了名利而导致创作动力缺乏终至停笔。现在回想起来，离开文学的那10年太可惜太浪费太让人遗憾了。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10年啊！

问：你的诗歌写作立场是什么？

答：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反对四种写作方向》的短文，反对的另一面就是坚持，就是我的写作立场。我尤其要强调的是，诗人要正视和重视自我重复的现象。我很少一组一组地写诗就是怕重复自己。诗人的能力完全可以通过长诗去体现，组诗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尤其是将同一个题材用几近相同的语言翻过来复过去地写成一本厚厚的诗集，这是在玩文字游戏，无疑是对诗歌创新精神的一种践踏。我说过，诗歌，就是不断的否定自己。

问：你刚才提到“诗人的能力完全可以通过长诗去体现”，请你谈谈你在长诗方面的创作与体会。

答：我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勤奋的诗人。我从不对我的创作进行规划，留给阅读和写作的时间也很少，因此，诗歌作品的数量也少得可怜。尽管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一生只写了163首诗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给了我一点点安慰，但也仅仅是自我安慰而已。不过，在有限的写诗生涯中我却一直很注重对长诗写作的探索和尝试，迄今为止共写了7首长诗，除1993年写的第一首和去年回归诗坛在鲁院学习期间写的最新一首没有发表外，其余5首均在报纸杂志公开发表过。当然，作品质量的优劣自己说了不算，还得交给读者去评判，交给历史去检验。我只能说，这几首诗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形式结构以及精神指向与内在张力，都是截然不同的，用诗友茂盛兄的话来说，不像是一个人写的。而这，正是我所追求的。

问：据说你现在正在编选两个重要的诗歌选本，你编书也是为了名利吗？目前进展如何？

答：为利不存在，编诗歌选本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也无利可图。为名我不否认，我有这方面的资源和能力，既可以为诗歌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又附带给自己赚点人气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在这里我要感谢青年画家、作家、诗人周艺文先生，既为我们的一拍即合，又为他这么多年来对诗歌始终如一的那颗敬畏之心。编选《新诗三百首》并同步在台湾和海外出版繁体版和英文版，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新诗与世界诗坛的交流和对话，是对中国新诗发展百年来的一次梳理、总结和对外推介。这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凭我和编委会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仁人志士加入进来。编选《现场——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这个选本，主要是基于当前诗歌创作越来越走向小资情怀、自我封闭和偏执狭隘这样一种让人担忧的现状而考虑的，目的是为了倡导一种更为积极向上的健康的诗歌生态。诗歌，是一个时代的预言和代言，诗人应该有自觉的社会担当意识和悲悯情怀。这两个选本的征稿启事在网上挂出一个多月来，得到了众多诗友的响应和支持，来稿邮件已超过900封，发现、挖掘了为数不少的精品佳作。我有理由相信，这两个选本将会是中国新诗的一个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