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东方文明中最大的文化偶像?屈原无疑是东方文明中最大的诗歌偶像,连李白和杜甫都很崇拜他。屈原总给人失恋的印象。政治上失意莫非比失恋还痛苦?不能怪楚怀王,他哪里考虑得到诗人的感受?(在政治家眼里,诗人比女人还麻烦。)要怪就怪自己的单相思:居然相信君王应该是多情的。还是多看几眼山多渡几条河吧,山水反而是讲道理的。】
屈原,愁眉苦脸的诗神■ 洪烛
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李贺是诗鬼……更多如我这样的平凡之辈只能老老实实做诗人。其实中国诗歌还是有神的,能够算作诗神的,恐怕只有屈原了。一方面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大诗人,另一方面,还因为他那大起大落的人生已成为一段传奇。
作为大诗人的前提,似乎不仅写出充满戏剧性的作品,而且一生还要充满戏剧性。屈原做到这点了,哪怕他演绎的是悲剧,可这场悲剧两千多年来一直在感动着后人。他岂止是进入文学史,还深深地影响着民俗,成为端午节的惟一主角。这是专门为他一个人而设立的节日,却带有诗人节的性质,全中国的诗人都沾光了。
大多数传统节日,都是为天地或鬼神而设制,偏偏端午是用来祭奠一个人,一个诗人——屈原获得了一般的帝王都无法享有的永久荣誉。
随着年复一年的推进,屈原的形象逐渐被神化,快要成为诗神的化身——唉,与西方的缪斯不同,东方的诗神是愁眉苦脸的。粽子、龙舟之类,更是为这个悲怆的文学神话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道具。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岂是俗人所能做到的?简直已达到神的境界,吸风饮露,纤尘不染。即使屈原比神多一具肉身,也相当于“半神”(英雄)了,也远远超越凡人,诗人这一概念因之而带有超人的力量。诗人的力量是要通过超越世俗而体现的。
屈原无疑是东方文明中最大的诗歌偶像,连李白和杜甫都很崇拜他。中国的诗人都该算作屈原的后裔。
屈原精神上的高海拔,给后世的诗人(或者说知识分子)提供了攀登的目标:诗人就该是超人,超人就该是诗人;诗人不仅要富有人性,更难得的,还要具备几分神性。“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那简直是站在神的高度,对芸芸众生的怜恤。诗人就该像神一样无私,像屈原一样忘我。
端午,是为屈原招魂,呼唤伟大的诗歌精神;诗歌是有人格力量的,诗歌是要切进现实的,关注现实的,屈原在这方面是典范。
端午,是一次盛大的检阅,又重新勾勒出了诗人的形象,诗人的形象就应当是屈原的形象。近些年,诗人们都抒写小我,格局窄,境界低,要么风花雪月,要么鸡毛蒜皮,诗人的形象模糊了,也没有了应有的高度,诗坛显得单调、枯燥,缺少活力,现在是到了恢复新诗强健体魄的时候了,是呼唤屈原精神的时候了,呼唤大诗人的时候了。
屈原开创了大诗人的传统。在他之前,《诗经》的时代,都是些无名的小诗人(隐形的作者);恐怕连诗人这个概念都未诞生。
自从屈原诞生了,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身份也就出现了,而且是以具体的个人形象来出现。可以说屈原使中国的诗人第一次拥有了名字。况且,这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诗人,即使跟他无数的后裔相比,也算得上巨人。他一出手就是《天问》,站在万物的对立面,站在神的对立面,站在命运的对立面。跟顶天立地的屈原相比,我们即使穿上世贸中心那样的高跟鞋,也会显得渺小。
屈原是站在汩罗江边的一个问号。他在问天,问老天爷也回答不了的问题。跟老诗人相比,哈姆雷特则要年轻得多,他是站在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一个问号——不,他代替莎士比亚站着。他在问自己(莎士比亚也在问自己):“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人类中所有瘦骨嶙峋的问号,都被自己问住了,都把自己难倒了。
屈原所提出的“天问”,在汩罗江上空回荡着,在嘴唇、竹简、纸张之间回荡着。如果什么时候能找到答案的话,诗人就没必要存在了。至少,在高科技的时代,诗人们已日渐孱弱。他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问题。而诗人的使命恰恰是为问题而活着,为答案而死去。
屈原总给人失恋的印象。政治上失意莫非比失恋还痛苦?不能怪楚怀王,他哪里考虑得到诗人的感受?(在政治家眼里,诗人比女人还麻烦。)要怪就怪自己的单相思:居然相信君王应该是多情的。还是多看几眼山多渡几条河吧,山水反而是讲道理的。
诗人原本跟艺人一样,分为两种:偶像派与实力派。大诗人注重形象,小诗人看重实力——期望以作品代替自己的面具。中国古代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就是偶像级的,他的怀才不遇,他的忧国忧民,奠定了传统对大诗人形象的要求——就该是精神上的巨人。
甚至他投水自尽的悲怆结局,都为巨匠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戏剧性。一个时代为什么需要大诗人?因为它需要巨人来代言自己,“大写的诗人”确实使他立足的时代背景变得伟大起来。大诗人岂止深得一时一地之垂青,连渴望永恒的诗歌史都需要他作为形象代言人。这就是自古至今的传统:诗人除了打造作品,还要下意识地塑造形象乃至选择立场——此即俗谚所说的“作人第一、作诗第二”?过去的偶像哪怕是经历史之手纂改甚至捏造的,也会有更多的粉丝,因为他身上——他的形象,一定程度地暗合了社会或民众的期许。为什么要叫诗人?读者岂只满足于读诗,更是为了读人——文本背后的人格力量才最有杀伤力。说到底,是读者按照自己超越性的理想来模式化地塑造大诗人。所有的偶像都是制造出来的,并非本身单方面的努力即可获得成果——某些情况下,他仅仅是在配合,配合别人的愿望。
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李贺是诗鬼……可屈原是诗魂啊。在诗人仅仅是诗人、连大诗人都缺席的时代,应该呼唤魂兮归来,而不是用下半身反对上半身,或用上半身反对下半身。丢了魂的诗歌,才会发生身体的内讧。有本事就闹一场灵魂的政变吧。
余光中说过:“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我写诗惯用的蘸水钢笔,也有着古老的泪腺。
写诗时你觉得自己就是屈原:已经死过一回了。死过了的人无法再死。屈原拯救了你:你用他的死,换取了自己的生。你欠屈原一份人情。
焚诗,直至它烧成骨灰。诗最适宜火葬。诗是无法兑现的纸钱。借来红泥小火炉,做我的焚诗炉。端午节,老百姓笑咪咪地吃粽子、划龙舟,只有诗人,把它过成了一年中的第二个清明节。焚诗,直至它被那高傲的死者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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