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萧想告诉你:一个人隐秘的历史,在跌宕起伏的程度上,完全可以超过千万个人共同的一生。
我们都是史诗爱好者
----读《中国地名手记》
洪
烛
马萧萧的《中国地名手记》是一部辞典体地名文化长诗。他觉得有一部史诗在静静等待自己,要么成为作者,要么成为其中的人物。最不济的话,自己也将以读者的身份出现,翻开哪页算哪页。即使无法真切地参予进历史,就和沉默的历史合写一首诗吧——他不是坚硬的骨头,却是柔韧的声带。他并非想代言历史,而是想让诗代言自己,避免成为活着的化石。哦,是一部史诗觉得有一个人在静静等待,等待彼此的发现……
跟荷马不同,马萧萧渴望写一部反历史的史诗,或者说反史诗的史诗。马萧萧其实想虚构历史,想描述从未诞生过的历史。它富有历史感,却不见得真实。它不真实,却富有历史感,甚至比历史更像历史,因为它更贴近个人。你说诗与历史是两码事,马萧萧偏偏想使它们成为一回事。这就是马萧萧对史诗的理想或者对新史诗的设计:诗的历史、历史的诗,从历史中寻觅蒸发掉了的诗意,或者用诗意来解构历史。你说历史不可以假设,诗人嘛,就是要有勇气虚构历史。历史不是诗,可假设出来的历史就是诗了。
马萧萧的史诗里没有英雄,也没有想成为英雄的人们。他的史诗里只有他自己。没有战争,没有敌人,只有自己对自己不懈地盘问。仅仅几十年过去,它就变得像古战场一样荒凉。既是遇难者,又是幸存者,构成他的双重身份。马萧萧想告诉你:一个人隐秘的历史,在跌宕起伏的程度上,完全可以超过千万个人共同的一生。
我们都是史诗爱好者。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伊沙说他写的是史诗——野史之诗。我说我写的也是史诗——心灵史之诗。马萧萧他写的是史诗——地名史之诗。宏大叙事的历史在诗人笔尖变形,像黄河一样改道了。对于诗来说,这样的写法更有价值。诗人记录的社会现实或心灵现实,注定是司马迁那类史学家忽略的,将成为大历史之外的小历史。《史记》是一座高山,但挡不住迟到的唐诗。诗形成自身历史的结果,是使自己关注的现象(无论社会还是个人)散发出诗意。诗人生活在对历史的想象中,历史对于他属于现实一种。诗人生活在现实中,则等于已提前置身于未来的历史。
马萧萧在写着一个人的史诗。诗人的一生是有着切肤之痛的历史,幸好诗可以止疼。他梦想写一部长诗,由无数的短诗组成。就像打一副牌,摸到手中的每一张,都可以独立存在,都是王牌。他翻来复去洗这副牌,每洗一遍,整体的结构和秩序就发生变化,形成一部新的长诗。所以他写出的不仅是许多短诗,还可以分别排列组合,构成许多长诗。他写这部千变万化的长诗,以短诗作为建筑材料;他不是巨匠,可他比那些野心勃勃的巨匠更显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他甚至不需要规划、不需要蓝图,就步步为营地实现了梦中的建筑物。
汉民族是个缺乏长诗传统的民族。一个民族没有优秀的长诗,就像一个国家的海军没有航空母舰,很难称作现代化的海军。中国的新诗是个混血儿,以古典诗词为母亲,又以西方诗歌为父亲,属于世纪之交“野合”所生。如今已经一百岁了,仍然是个儿童,是个童男子,尚未发育完全、成家立业。缺乏优秀的长诗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几代诗人都曾为之作出努力。当代文学,似乎也出过几部马雅可夫斯基那类的政治抒情长诗(或曰“主旋律”长诗),但在艺术上无法称作真正的长诗。新时期以来,写《诺日朗》的杨炼等也曾呼唤史诗或文化诗,到了海子那里,更是企图以长诗扩张野心,要么是好大喜功,要么是故弄玄虚,总之都无功而返或半途夭折。
诗人没有长诗,是否会像小说家只写中短篇、却没有长篇小说那样遗憾?鲁迅、博尔赫斯,都属于没有长篇小说的优秀小说家。没有长篇小说的小说家很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没有长诗的诗人,照样能成为大诗人。因为诗歌原本就不以长短来见短长的。但一位诗人如果能写出长诗,无疑是好事情,证明他不仅有爆发力还有耐力,不仅会百米冲刺,还能跑马拉松,是称职的长跑运动员。长跑,属于比较专业的训练了,业余选手很难胜出。同样,短诗属于轻武器,百步穿杨固然是本事,但射程更远的是重武器,譬如火炮。诗人,不应该只满足于小米加步枪的。尤其在口水诗泛滥的日子里,诗被看成了最无难度的写作,诗人被当作唾沫制造者或段子发明者,提倡长诗有其积极意义。
长诗之长,本身就构成客观上的难度,以划分专业选手和业余票友。这还只是形式上的,更大的难度一定来自内容,“写什么”将和“怎么写”同样重要。平地起高楼,可比挖一孔窑洞难多了,需要足够的建筑材料和结构能力。长诗考验着作者的知识储备、情感储备、智力储备,运用技巧的能力,以及耐心、耐力。
优秀的长诗应该有精确制导炸弹那样的航程和命中率,甚至可以有像核武器那样的威慑力。一个时代的诗人都把目光投向长诗,就像准备进行军备竞赛,谁不希望自己的武库中能有一枚原子弹?
2008.8.21.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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