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80年代教育改革的受益者，凭借发表的百余首诗作被武汉大学免试录取，没高考就上了名牌大学。

                           80年代，文学是我的救星■ 洪烛

80年代初我在南京梅园中学读书时,是一个热血沸腾的诗歌少年,甚至上课时都偷偷在笔记本上写诗。回家后用方格稿纸仔细誊抄了,装在信封里贴上邮票,总是首先投寄《诗刊》,它在我心目中已成为缪斯的最高殿堂。我永远忘不掉把诗稿塞进邮筒时激动而又不无紧张的心情,就像给暗恋的姑娘寄求爱信似的。然而连续不断寄出的“情书”,总是附着编辑的审读意见或铅印的退稿单又飞了回来。我仿佛失恋一样忧伤,但第二天就恢复过来了,准备下一轮的“情感攻势”……说实话,我这辈子还不曾对哪位女孩如此狂热且执著呢。我哪是在给《诗刊》投稿啊,分明在向缪斯求爱，她是我人生中最美的女神。我还参加了《诗刊》的刊授学院,给人的印象:我跟自己精神恋爱的对象书信来往颇为频繁……
《诗刊》的门槛真高啊。我把退回的诗稿,改投《星星》《鸭绿江》《当代诗歌》《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报刊,都发表了,还获得《文学报》等十几项全国性征文奖。《春笋报》《语文报》等还刊登了对我的专访。我也就成了有一定知名度的校园诗人,自己陶醉得俨然有“小普希金”之感。普希金是我的偶像。我甚至梦想死后能像普希金那样,被铸成铜像，当然,不是树立在彼得堡的皇村,而是安置于我的故乡南京新街口的十字路口。
1985年,我面临高中毕业,由于偏执于文学,数理化成绩一塌糊涂,连高考预考都未通过,只好准备做个“待业青年”。但自己仍想像高尔基那样到社会(“我的大学”)上继续实现文学之梦。有个中学同学的哥哥是开照相馆的,我甚至准备毕业后去那儿当临时工……幸好南京梅园中学觉得我给母校争得些荣誉,想出了一招:把我发表的作品及获奖证书复印许多份,向全国二十多所大学寄发了推荐函。很快,武汉大学特意派来一位负责招生的老师,领我去武汉面试。华东师范大学也约我去上海面试(还答应给我的中学另外五个入学名额)。最终,我选择了武汉大学(因为诗人闻一多曾担任该校文学院长),作为免试保送生,没参加高考就跨进大学门槛。哦,对于我而言,缪斯不仅是诗神,更是我的命运女神,她带给我好运气!她或迟或早总会以各种方式回报我为之投入的爱情。
正是在那段时间,我写了一首叫《邮票》的爱情诗。后来抽空投寄给《诗刊》 (为《邮票》这首诗贴上邮票)。说实话,未在《诗刊》发表过作品,是我整个中学时代的小小遗憾。如同一位自以为很优秀的运动员却不曾参加奥运会!
这一回我射出的箭终于命中了靶子。接到署名“王燕生”的编辑来信,说《邮票》留用了,又说—直在关注我的成长。1986年3月号《诗刊》发表了我的《邮票》。那年我19岁已是武汉大学一年级学生。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署原名“王军”发表作品，从此以后,为了迎接新的文学旅程(也为了使“再生”之感更强烈些),我开始使用笔名“洪烛”。
1989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巧的是,该单位跟《诗刊》都位于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只不过一个在文联大楼的七层,一个在五层。我去单位报到那天,又特意“朝觐”了《诗刊》,拜访了我的责任编辑王燕生老师。从给《诗刊》寄“情书”,到和《诗刊》做“邻居”，真像一个奇迹。
后来我又有更多的作品在《诗刊》发表。1992年还参加了有诗坛黄埔军校之誉的“青春诗会”:还长期担任过《诗刊》刊授学院的“挂牌诗人”(而我恰恰是它最早的学员之一):我很幸福,这么些年来,一直跟《诗刊》、跟缪斯女神靠得很近很近。
而最初的缘分,却是一枚邮票缔结的。我的心有时很老了,却经常回想起年轻时的那首《邮票》(那时我是多么稚嫩而青涩哟):“集邮并非我的爱好/一瓣邮票在心田绽苞/别把它当成商标,这是/无终点快车的彩色车票/我曾经走向你心灵的月台/甜蜜而惶恐地接受检票/接受审视和微笑//跨进邮箱跨进碧绿的车厢/你的眼睛闪烁着永恒的路标/连邮戳也飞旋成车轮/把两颗心载向同一条轨道/凭这枚车票能穿越迢遥/穿越目光的隧道,驶进你/开满春天与笑语的怀抱//真愿乘坐疾驰的幻想,飞入/邮票般的门扉门扉般的邮票/和你站在狭小而辽阔的/画面,成为图案成为主角/哦!在两座心港间邮递的/寄给明天的一枚美好/又被我们——创造”
亲爱的缪斯,我把发黄的情书翻出来了,再一次献给你。爱情也许会老去,但永远不会过时。你还能认出我吗?认出那个陷入对你的狂热的单相思的少年……幸好,在我19岁那年,你给了我第一个吻。

（8月1日）晚10点50分黑龙江卫视《问教》《满分作文能否成为大学的敲门砖》嘉宾介绍

周海洋:2009年高考考生,最牛高考满分作文《站在黄花岗烈士陵园前》的作者

谭旭东: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教授,儿童文学博士,著名文学评论家

刘仰:学者,时评家,新浪博客的点击率达7000多万

蒋昕捷：中国青年报记者，2001年的高考作文《赤兔之死》被评为满分作文

洪烛：著名诗人，作家，1985年凭借自己发表的文学作品被武汉大学免试录取

本期看点

周海洋现身《问教》节目现场

2009年高考最牛满分作文《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作者周海洋现身《问教》节目现场。370分的高考总成绩，出色的文学才能，周海洋该不该被高校破格录取，节目嘉宾、公民代表、现场观众争论不休。

“同门”师兄现场支招

中国青年报优秀记者蒋昕捷，2001年著名高考满分作文《赤兔之死》的作者，南京师范大学将他降分破格录取，使学习理工科的他改学文科。

作家洪烛高考当年凭借发表的百余首诗作被武汉大学免试录取，如今依然从事文学写作。

看曾经被特招和破格录取的考生现场讲述自己的独特成才之路，支招“同门”师弟。

观众针锋相对，火药弥漫

周海洋该不该被破格录取，现场观众分化成两大阵营，展开激辩，有人认为怪才难得，有人认为他应该回到学校以更综合的实力进入大学。

主持人现场命题，周海洋七步成诗

主持人现场命题检验才华，用时仅仅一百秒，周海洋写成七言诗，引来满场惊叹。

牛人，牛文，牛语：“录，我也不去” 问教的博客

精彩内容尽在《问教》之《满分作文能否成为大学的敲门砖》。

               八十年代我没高考就上了大学■ 洪烛

黑龙江卫视《问教》栏目录制一期“高考特招生”的话题，邀我去做嘉宾，谈谈自己1985年因为写诗而被武汉大学免试录取的经历。在演播厅，主持人问我当时是否有贵人相助，我立即回想起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他姓黄，时任南京梅园中学教导主任。可以说我未参加高考而传奇性地迈进名牌大学门槛，跟黄主任以及母校的大力推举分不开的。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我在南京梅园中学念书，醉心于诗歌，上课时都在笔记本上偷偷写诗。回家后除了读中外名著，写诗歌散文，还要花时间把习作工工整整抄写在方格稿纸上，投寄给各地的报刊。到高三时，我已在《星星》、《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数十家报刊发表一百多篇诗文，并且十几次获得《语文报》、《文学报》等全国性征文奖。黄主任负责教学成果的宣传，他经常把我的获奖证书之类复印了，张贴在校门口的公告栏上，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通报我又获了什么奖，表扬我为学校争了光。每逢此时，他简直比我本人还高兴。我感觉到黄主任在代表学校把我作为一棵文学幼苗来培养，在写作上就更有动力了。

黄主任当时已有五十岁了，但他在校园路上碰见我这个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总会特别热情地拉住我聊一会儿，问我又写了什么新作，对诗歌有什么新认识。我想，他本人年轻时一定也曾想过当作家，一直怀有一份文学情绪，年岁大了，又希望自己的学生中能有人去实现这一梦想。他还多次到教室里来找我，递过来一份剪报，说某某报纸又在搞征文或者举办作文比赛，让我不妨投稿去试试。

就这样，在临近高中毕业时，我已成了在全国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每天都能收到一大堆读者来信。

由于在文学上过于分心，造成我学业上的严重偏科。考试的成绩单上，数理化和外语挂满大红灯笼。别提参加高考上大学了，后来连预考的分数线都未通过，彻底失去了参加高考的资格。大学的门对我似乎是堵死了。我对上大学也未抱任何幻想。怕毕业后做“待业青年”，我早早地托一位同学，在他哥哥开的照相馆预先联系了一份工作，准备一毕业就去那儿做临时工，一边给人照相赚点生活费，一边坚持写作，相信自己在社会底层也照样能实现当作家的理想。我当时的偶像是高尔基，他没上过大学，却写了一部《我的大学》，他是把社会当成一所最好的大学，在四处流浪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修炼。我觉得自己也能行。当我把这种想法跟黄主任一说，他却急坏了。他说如果不上大学，单枪匹马地走文学道路将非常崎岖，毕竟时代不同了。

我从黄主任焦急的表情里看出他对我前途的担忧，心里有点感动。

我所在的南京梅园中学是一所普通中学，不是省、市重点，没有保送的名额与资格。黄主任却想出一个点子：把我的简历及发表作品的样报、获奖证书之类复印了，由母校写了推荐信，投寄给全国几十所高校，希望能够破格录取。

武汉大学最先表现出兴趣，还派了一位负责招生的老师来南京，领我坐长江上的客轮去武汉面试。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在珞珈山上，几位中文系老教授问了我一些文学问题，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对答如流。他们让我就前来武汉面试的感受当场写诗，我联想到坐在江轮上看的风景，一气呵成一首《长江拐弯处》，暗喻长江拐弯处也正是我人生拐弯处。老教授传阅后大加赞赏。我想王勃当众写《滕王阁序》语惊四座时也这么兴奋吧？只是由于武汉大学还要向教育部汇报并提出特招申请，没法当场拍板。

我回南京后，黄主任欣喜地告诉我，华东师大也来电话了。他亲自陪我去上海，参加华东师大的面试。面试完毕，黄主任还领我去上海动物园玩了一趟。

后来，这两所大学几乎同时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华东师大还表示可以额外给我校五个优先录取的名额。黄主任让我选择。我说自己大学毕业后不准备当教师，更想当作家，如果选择武大，毕业分配去文化单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于我文学创作道路更有利。黄主任其实挺希望我选华东师大，那毕竟能给母校增加五个升学指标，但是他觉得我说的不无道理，因而尊重了我的选择。

1985年8月底，我在南京码头乘江轮去武大报到。黄主任代表学校来码头送我。船快开的时候，下了一场暴雨，黄主任和我的父母都没有去旁边的候运室避雨，而是冒着雨向站在船舷上的我挥手，目送我远去。

大学四年，我寒暑假回南京，都要去拜访一下黄主任。他家住在鸡鸣寺东边。他总是要留我吃饭，说是可以多聊一会儿。有几次是父亲陪我去的。他说应该作为家长向黄主任表达感激之情。我上大学，没让家里操太多心，父亲说黄主任不仅是我，也是我们一家的恩人。黄主任的那个点子，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不用去照相馆当临时工了，而成为名牌大学的学生。

1989年，我分配到北京的中国文联出版社。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黄主任报喜。黄主任给我回了一封信，表示祝贺，并且说他相信我还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第二年春节，我回南京过年，这次是父亲提醒我的，一定要去给黄主任拜年，他还陪我一起去黄主任家。相谈甚欢。黄主任说他已退休了，但他偶尔在报纸上读到我发表的文章，总是很高兴，会剪下来压在写字台上玻璃板下——和他当年贴在学校宣传栏上一样地为我骄傲。

出来时已很晚了，黄主任还坚持要送我们，一起在华灯怒放的夜街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临分别时，他说了一段说话：“你不必总是感谢我，这其实还是靠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我只不过是顺手推了一把。以后你再回南京，时间宝贵，多陪陪父母吧。可以不必来看我。”我知道，他是怕我回故乡时把拜访他当成负担。他想帮我减轻点负担，有更多的精力向前看，向未来看。

一晃，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记不清后来从哪年开始，在短暂的探亲假里，我不再抽时间去拜访黄主任。但我知道，他不会怪罪我的。我还知道，他会一直远远地关注着我。这些年来，我还不断给家乡的报刊，譬如《扬子晚报》等南京市民家家订阅的地方报投稿，其中不乏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发表的时候，能被闲居在家的黄主任看到……毫无疑问，他是把我扶上战马的人。我要让他知道：无论文学道路怎么崎岖或怎么萧条，战马还在跑，马背上的骑手还没有老。只要骑手不老，把骑手扶上战马的人也不会老。虽然在时间上或空间上都隔得那么远，只要我还在快马加鞭地跑，就仿佛能看见黄主任那为我而骄傲的微笑。老师，哪怕仅仅是为了对得起你的微笑，我怎么敢停下来呢，我怎么能停下来呢？我写这篇文章，遥遥地向他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