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烛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只有茨维塔耶娃面对大海写过大煞风景的诗句：“海是那般丑陋，岸是那般龌龊……”而其他诗人基本上都在大唱赞美诗。包括普希金，都曾经如宫廷诗人一般谦卑地为大海歌功颂德(“自由的元素”什么的)。只有茨维塔耶娃勇敢地反其道而行之。她在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强调：“我不爱大海。我无法爱。”这等于公开宣布了对大海的反叛，“如同我恨一切权力，大海是一种专政——大山才是神灵。”但我想，大海如果有知觉的话，也会欣赏这样的叛徒(至少会刮目相看)，因为正是她，而不是别的诗人(那些在强权与暴力面前臣服的诗人)，最忠实地继承了大海羁傲不驯的血统。茨维塔耶娃对大海有一种逆反心理，这反而证明了她才真正是“海的女儿”(哪怕是私生女)。

 

你把自己当作一个影子，就能萌发真实的思想。因为肉体是思想的绝缘体。影子反而可以带电。活跃的脑细胞，使星空进入你的体内。你走在人群里，小心绕行，以免别人发现你的虚无。

写作必须有起码的难度。无难度的写作则无法给别人的阅读带来惊喜。你必须给自己设置更高的标准，以避免写作成为一件过于轻松的事情。正是这种难度，挑逗起你的好胜心与征服欲。一旦放弃，则意味着向平庸看齐。

回忆录居然也可以虚构!说明你首先虚拟了一个撰写这部回忆录的人。他的生活是你想像出来的。你以此来掩饰自己真实的经历。你是一个藏得很深的人，甚至在回忆的时候也使用了替身。出乎你预料的是：伪回忆录居然可以赢得更多的读者!而你也领取到本不该属于你的鲜花与掌声。

你掌握了最佳的阅读方式：把一根曲线拉直!其实它原本就是直的，只不过作家本人把它故意拉弯了。

为了寻找事物的根，你不断地挖掘，你置身于越来越深的土坑里。这地狱的缩影，是你用铁锹制造的艺术品。不，真正的艺术品是深坑一侧越堆越高的新挖出来的泥土，它使你以及你所从事的劳动变得渺小……

忏悔录里的泪水都是伪造出来的。仅仅是为了增强说服力。事实上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会以忏悔的形式做秀。

他的作品不仅对传统的写作方式是一种颠覆，而且有更大的野心：改变读者们的阅读方式。要想身临其境地进入他的房间，必须按他的要求配一把特殊的钥匙；否则就会被拒之门外。有难度的写作带来了有难度的阅读。毕竟，文学不应该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是反偶像的偶像。反偶像，恰恰是他成为偶像的捷径。毕竟，在这个时代，靠对旧的偶像的尊敬与崇拜，很难成为新的偶像。座无虚席的殿堂里，他颠覆某个偶像肯定是为了跟那个死人争座位。惟一的遗憾是：被他严厉批判的人已无法站起来替自身辩解。

做一个长寿的诗人吧，如果你对自己的艺术生命负责的话。歌德就是这样的老寿星，他在前半生写下《少年维持之烦恼》，又在后半生完成了纪念碑式的《浮士德》。他直到八十岁，还会爱上十八岁的少女，激情从来不曾离开过他。相反，某些自杀或短命的诗人，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仅仅是生命的一半，他们带走了本可以写出的更为成熟的作品……

小说家可以是浮噪的，诗人则需要营造内心的安静，就像端着一杯水行走，无论速度如何，都小心地不使水溅洒出来。那是他尽可能保持平衡的心情。

你不是天生的哑巴，你只是患了失语症。你本来有一副金嗓子，如今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偶尔翻检早年的诗稿，真怀疑它们是另一个人写下的。这就是所谓的枯竭吧，你如同一口干渴的泉眼，虽然还存在着，但已经是灵感的遗址了。在这一点上，你觉得自己的生活不见得比那些死气沉沉的废墟好到哪里。

我是一个保守的人，当周围的写作者纷纷追求另类，似乎只剩下我在原地踏步，我忽然发现，自己反而成了另类中的另类，或真正的另类。

一首好诗的写作或阅读与性高潮相似。如果达不到的话，就不能算是一首好诗。它必须带给我最精采的一秒钟：全身心获得短暂而强烈的解放。它把你从世俗的十字架上解了下来，它打破的是心灵的麻木。

宝石的颜色无关紧要，只要它真的是宝石。比颜色更符合其称号的，是它的质地。即使一个盲人，也能触摸到宝石所蕴含的妙不可言的真理。同样，诗歌的风格无关紧要，只要它真是一首好诗。你被它深深地打动了，却又说不出它究竟好在哪里。

火车通向哪里，牧歌就在哪里消失。它改变了我们听觉中的世界。

一本书里作者的自序，就像请不起厨师而亲自张罗的一顿家宴。不管做得滋味如何，主人毕竟还是好客的。

做一个当代的诗人。没有桂冠?没关系。没有朋友，没有读者?没关系。没有一张纸，没有一杆笔?没关系。诗不见得非要写在纸上。不见得是写给别人看的。我之所以写它，仅仅在于：我自己想读到它。自己的期待，只能由自己来满足。只要自己觉得自己像诗人一样活着，就足够了。诗，说到底是我所选择的活法。为了不使这辈子与大多数人雷同。

读茨维塔耶娃的诗，我在想，这是怎样一个女人?文字几乎保存了她的全部心灵。这究竟是她心灵具备的魔力，还是文字本身的奥秘?她已经死了，可她的语气，还是那么亲切——面对我就像面对一个跟她同时代的人。一切坦露无遗。“我们是那么背信弃义，却意味着我们又是那么忠实于自己。”她在作品中是无保留的。我怎么可能觉得她陌生呢?诗歌确实伟大，能够为活着或死去的心灵保鲜。

参加一次中国作家的聚会，大伙儿正热烈地谈论诺贝尔文学奖(就像谈论今年的彩票)，惟独我一言未发。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了，我在想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啊，离我们太远，比太阳还远。它甚至不如太阳公平。太阳会均匀地把光线洒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借助于太阳的热量，我们至少还可以晒晒衣服呀什么的。而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却是一次几乎与我们无关的日出。

一个具体的人的命运是由历史造成的(或者说受到历史的影响)。历史，则是无数抽象的人的共同命运。说到历史这个概念，似乎有一股“宏大叙事”的味道。其实它完全可以缩小，缩小到你或我的身上。不管怎么讲，只要我们活着，就在身不由己地参予未来的历史，即所谓的现实。

越是不当一回事写的东西，越是像那么一回事。不管做人还是作文，千万不要端着。越是端着，越容易砸了。

一首诗读了若干遍，逐渐变成一篇散文。如同泡久了的茶叶。莫非我的心情也变了?然后是搁置。然后是忘却。很长时间之后，翻捡出来，我又像在读一首新生的诗。它在孤独中生根、发芽，积蓄着新的力量。准备再次感动它所感动过的人。阅读，帮助我们介入一首诗的宿命。

不管你怎么擅长逃亡，终究会成为世俗生活的俘虏。所有的自由都是假定的，抑或有限的。抗争的惟一武器就是手中的笔。可这支笔已逐渐感到无力。

我写诗，为了给上帝交作业。我们不约而同地写诗，为了给上帝交集体作业。诗人即使再寂寞，也不用担心失去这最后的读者。跟别人的认识不一样：我的诗篇，绝不仅仅是写给自己的。

生活就是在叙事中抒情。而回忆则是在抒情中叙事。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位双重的诗人。

从羽毛那儿感受到的不是重，而是轻。只有一种情况例外：你握住的不是羽毛，而是一杆羽毛削制成的蘸水笔。

不能再这么写下去了。你的诗歌，只是被肢解了的散文。分行，不仅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反而打破了原先的完整。

艺术品是艺术家自掘的坟墓。只不过他想埋葬的是自己的精神而非肉体。为了装修得华丽一些(纯粹供自身享用而非供他人参观)，他愿意付出更多的劳动。从创作的那一瞬间开始，这就是一项属于未来的事业。或者说，这是一场漫长得可以持续一生的葬礼。

狄金森的诗：“造一个草原，要一株苜蓿加一只蜜蜂，/一株苜蓿，一只蜜蜂，/再加一个梦。/要是蜜蜂少，光靠梦也成。”草原是可以造出来的，如果你用梦作为建筑材料。用有限的梦，造出无限的草原——你比任何一位蛋糕师傅都要高明。但这有个前提：你必须是有梦的人。因为梦，在建材市场是买不到的。

方言是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它不仅有色彩，还有气味、有温度。讲述者甚至将自己的生命都灌注其中了，因而它是活的——藏匿在字典里的仅仅是它的影子。经历的讲述者越多，它就有着更为深邃的背景。正如夜幕的衬托，使星辰的闪烁带有传奇般的韵味。

当我用理智来写作的时候，潜意识里却期待着一次无法自控的脱轨。写着写着，逐渐变得放肆，或疯狂。突如其来的力量，改变了我事先设计好的路线与方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冲出去吧。厌倦了秩序之后，才能更有效地制造混乱。我逼迫自己造反。一篇文章，只有这样才会出乎读者的意料，体现非人工的美感。“废墟，其实比纪念碑更具震撼力。”也更有纪念意义。

他的每一幅画都像在修改前一幅画。自从第一幅画完成之后，他就成为人质，无法摆脱对自身所施加的影响。他还在继续创作，但更像是沦陷在无限的修改过程中。谁能够解救这位可怜的画家?别看他那么勤奋，却是不自由的。与其说他在创造，莫如说在徒劳地抗拒、无奈地挣扎……天才永远是一次性的。剩下的时光，只能延续匠人的命运。

诗歌有两类：激动的，或宁静的。激动永远是单一的，宁静却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原始的宁静，另一种，则是台风过后的宁静。这后一种宁静，甚至比激动还要具有震撼力。一位隐忍住疼痛，尽可能用克制的语气述说往事的诗人，注定比一位激动得语无伦次的诗人更能唤起读者的同情或共鸣。而这种返璞归真之后的宁静，又比原始的宁静丰富得多，厚重得多。我觉得这才是诗歌的最高境界。所以，诗人还是要经历风暴，但要学会在死亡般的风暴之后复活，或者说获得新生。

罗丹的思想者，不是坐在石块上，而是坐在马桶上。他哪是在托腮沉思呀，他只不过是一个“便秘”的男人。他的思想“便秘”了。

我是一个敏感到极点的人。许多事情，对于你是一种痒，对于我却是一种疼。

诗人永远站在匠人的对立面。艺术与技术，是有区别的。笔尖，也许不如斧头有力，但它就像蜜蜂的那根刺，会使你的身体，出现哪怕最小面积的“化学反应”。而匠人，只能从物理学的角度改变世界。诗人都是蜜蜂。我敬畏蜜蜂随身携带的那种微型的“生化武器”。它会使我痒，使我痛，使我从麻木中惊醒……

                                  [洪烛谈艺录：我的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