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的女孩

一个女孩，我在武汉读大学时认识的。她比我低一年级，法文系的，老家杭州，但长得像新疆人。以致有好多男生向法文系的熟人打听“你们系的那个新疆女孩叫什么名字？”在我们那个时代，夸一个女孩像新疆人，就等于夸她漂亮。

有一年我过生日，孤独得在校园里直转悠，就想找个人喝喝酒。蓦然看见她背着书包、头发一甩一甩地从听力室出来，我差点要击掌了：这不有现成的吗？来不及多想就笑容可掬地迎上去：“今天我过生日，你有空陪我吃顿饭吗？”女孩似乎并没觉得我冒昧，相反还为我的勇敢所感动，什么都明白似的笑了：“可是我没给你预备礼物呀？”我心花怒放：“你来，就是礼物了。”

在体育场边的周记餐馆里，女孩颇体谅人地点了几道廉价的川味大众菜，并特意叫了瓶桂花酒。她边斟酒边把灿烂的脸孔转向我：“这瓶酒必须由我来付账。”那晚上我和女孩说了好多话，具体说的什么，却想不起来了。只知道第二天我们在校园里路遇时，已默契如一对老熟人，心有灵犀地一笑。

某日晚上有人敲门，我正在伏案写稿，抬起头来：是她。这是她第一次到我宿舍来。同屋的男生都用惊讶且艳羡的目光看我。我连忙把她拉到走廊。“没想到吧？”在灯光昏暗的走廊，她用含笑的眼神看我（这该叫做凝视吧），停顿片刻，“我是来跟你借自行车的。”我从钥匙串上取下车的钥匙，像个傻子般手忙脚乱——她今天换了件蓝色的连衣裙，让人晕眩。直到她高跟鞋的足音消失了很久，我还在玩味着她眼睛里的笑意：很特别，没准对我有点意思吧？

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在食堂里遇见跟她同寝室的女老乡，拦住我：“小檬急性胃炎，住院了。让我转告你，有空去看她。”我把饭碗塞她手里，掉头向校医院跑去。女孩正靠在病床上无聊地听耳机呢，我面红耳赤地冲到她面前，又没话说了，讷讷地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我们就这样互相看着。我不知该怎样安慰这个美丽的病人。后来又有两个穿风衣的男人拎着一网兜水果罐头来探视她，我起身告辞，她拉住我袖子：“听说桂园的花开了，我没法出去看，你下次来时代采一点。”当天晚上我乘天黑采了一大捧黄澄澄的桂花，揣着去医院。好多年后她告诉我，那天夜里她的梦都是喷香的。

后来我来到了北京，在一家清贫的单位做小职员。一开始还老想着武汉的那个女孩，行云流水地寄一些抒情的信。后来为谋生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提起笔仿佛有千斤重，颇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意思。女孩再来信语气便有点幽怨：“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了呢？”让我怎么回答呢。我索性连这封信也锁进了抽屉里。

整整一年后又听见女孩的声音——而且是本市的电话。她说她就在离我约五公里的一家报社上班（不知她这是服从分配，还是自己选择的？）总之我们又呼吸在同一座城市里了。风把玻璃窗吹得哗哗作响。仿佛我们本身没变，只不过城市变了。人物没变，只不过场景变了。那么故事呢，故事站在城市一方，还是我们一方？

明天是女孩的生日。我便邀请她和另外几位校友来寒舍聚会，名副其实的“寒舍”：我一直在东郊的一个叫麦子店的村落租的农民房，无取暖设施，徒穷四壁。一群人坐在漏风的室内边跺脚边喝酒边聊天，女孩居然挺开心，说了一连串的笑话。我知道她是笑给我听的，她以笑声在默默地安慰失意的我、落魄的我。

元旦的太阳刚刚升起，女孩使劲仰着一张被风吹得红扑扑的脸敲开我的门，她冻得眼泪汪汪的。女孩凭记忆在这个松散颓败的村落里找我的房间，可村子里所有大杂院几乎都一模一样，低矮、破落，陈旧，铺煤碴的胡同也七拐八绕。一位穿着鲜艳单薄的服饰的公主，在这寒风彻骨的迷魂阵里足足转悠了半个小时，忍不住伤心地哭了。其实我每天下班返回时不也同样伤心吗？一位曾经目空一切的书生，居然落魄到寄居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里，这就是生活。她忍不住扑进我冰凉的胸膛：“你怎么……惨到这种地步？”我知道她不是在责怪我，而是在责怪生活。可我怎么回答呢？我又能询问谁呢？我只能默默地推开她——像推开一个不该被我破坏其美感的梦，既然我无法保护你的圆满，就让我逃避你的光芒。你的光芒只会令我刺痛。爱情不是万能的，爱情无法挽救一个落魄男人破碎的梦想——反而会增添他心灵的债务。还是让我一个人用孤独和寂寞、用青灯黄卷的奋斗来拼接自己吧。

她坐在我铺着方格床单的行军床上。温顺而怜恤地凝视着我——但正是这种怜恤使一个男人的灵魂逃犯般无地自容。我说出去走走吧。

那是北京最冷的一个冬天。我兜里只有请女孩吃两碗面条的钱，无法给我们清贫的爱情提供温暖如春的屋檐。那一整天我们都茫无目的地在数不清的商店和公园里闲逛。那一整天女孩似乎都在陪我挨饿、陪我受冻，没有任何怨言。所以我感受到的是加倍的饥饿和加倍的寒冷。这就是我们大街上的爱情，这就是穷人的新年。太阳落山时我们正走在东直门立交桥上，回去时女孩萧瑟地一笑，把灿烂的面孔转向我：“我会永远记得1990年的元旦是和谁看日出和日落的。”我明白她的潜台词：她会永远记住我的。这是漫长的一天。这是我爱情帝国的落日。这是我和一个女孩温存而忧伤的告别仪式。

后来我和女孩的联系便少了。偶尔她会打个电话：“你过得好吗？”我无言以对，转而问她：“你呢？”她便说一些在这座陌生城市的烦恼。我劝她：“你该找一个男朋友，能帮助你的。”“也许是吧。”她语气很幽远，我简直能遥感到她正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只有一次，快挂电话的时候，她很特别地问我：“你总这样，不寂寞吗？”每一个字都浸透了关切，我的血热了起来。我强迫自己用冷静的腔调：“寂寞又能怎么样？人生就要付出代价。”后来听说她谈了个男朋友。第二年她生日那天，我又邀请她和那几位校友来麦子店聚会。女孩来时身边跟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正好下大雪，麦子店白茫茫一片，有几只家犬在煤碴堆上吠叫，校友们便说：“真是个村子，有狗。”有人便劝我：“你不妨养一只嘛，陪你写诗，就不寂寞了。”她仍然坐在那张行军床上，整个下午话都不多，临走时只说了一句：“你怎么还一个人啊。”要哭了的样子。我连忙和她男朋友开玩笑：“小檬上大学就富于同情心，现在还这样。”她男朋友也说：“她心特软，我陪她看悲剧片时她老哭，手绢都湿透了。”

送客回来后我坐在床上，摇摇头，点一支烟。铺被子睡觉时忽然发现，方格床单上有一根女性的钢丝发夹，毫无疑问是她的，这是无意中失落的，还是特意留下来代表她的心意陪伴我、安慰我的？这是个谜。我仿佛读懂了她冥冥之中的寄托。女孩的心哟。

关于这个谜，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因为不久她就结婚了。这个谜也就没必要解开了。很多年过去了，女孩的消息越来越少了，有时我会凝视着那只滚烫的发夹，百感交集：女孩，让我对你说什么好呢？[1994年]

                  洪烛创作年表

      1982年——1985年6月，我在南京梅园中学读高中，在《星星》、《鸭绿江》、《诗歌报》、《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百余篇，多次获《文学报》、《青年报》、《语文报》等奖，和伊沙、邱华栋等成为人数众多的八十年代中学校园诗人（正在被诗歌史追忆的一个文化现象）代表诗人。

       1985年7月——1989年6月，因创作成果突出而被保送进武汉大学，受到《语文报》等诸多媒体广泛报道。在《诗刊》、《星星》、《青春》、《飞天》等各地报刊大量发表诗歌、散文，出版诗集《蓝色的初恋》（湖北作协青年诗歌协会丛书），成为受新时期诗歌史重视的八十年代大学校园诗人代表诗人之一（代表八四、八五级）。

       1989年7月，分配到中国文联出版社工作，在北京登陆。1991年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中国作协主办的青创会）。1992年在北京卧佛寺参加《诗刊》社第十届青春诗会。其间左手诗歌、右手散文（自喻为左手圣经、右手宝剑），在全国范围数百家报刊发表作品，进行“地毯式轰炸”，频频获《诗刊》、《萌芽》、《中国青年》、《星星》等奖。

1993年——1999年，诗歌的低谷期，居京大不易，厌倦了租房及睡办公室，仅仅为了有能力买一套商品房（多么世俗而无力抗拒的一个念头），就狠心地改变了个人的创作史，以淡出诗坛为代价，转攻大众文化，狂写为稻粱谋的青春散文，覆盖数百家发行量巨大的青年、生活类报刊，成为掀起九十年代散文热的现象之一，被《女友》杂志评为“全国十佳青年作家”。其间出版诗集《南方音乐》、散文诗集《你是一张旧照片》、长篇小说《两栖人》、散文集《我的灵魂穿着草鞋》、《浪漫的骑士》、《眉批天空》、《梦游者的地图》、《游牧北京》、《抚摸古典的中国》、《冰上舞蹈的黄玫瑰》。

2000年——2002年，如愿以偿地住进商品房，开始为回归诗歌做准备，撰写数十万字解读大师与经典的评论，后结集为《眉批大师》、《与智者同行》、《晚上8点的阅读》出版。出版《中国人的吃》、《明星脸谱》、《北京的前世今生》、《北京的梦影星尘》等畅销书。获老舍散文奖, 央视电视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等奖项。

2003年，非典期间着魔般写出二百首诗，覆盖各地文学报刊。

2004年——2007年，出版《北京的金粉遗事》、《舌尖的狂欢节》、《颐和园：宫廷画里的山水》等畅销书十几种，其中《中国美味礼赞》、《千年一梦紫禁城》、《北京AtoZ》等在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出有日文版、英文版、繁体字版。2006年在新浪开通洪烛博客，推出由四百首短诗组成、长达八千行的长诗《西域》，被《人民文学》等数十家报刊选载，被诗家园网站评为“2006年中国诗坛十大新闻”之一。2007年推出长达十万字的长篇诗论《洪烛谈艺录：我的诗经》（本身就是一部关于诗的长诗）。十八万字的长诗《一个人的史诗》。

2008年推出两千行的长诗《李白》。

回头一望，我走了跟同时期大多数诗人都不太相似的一条路，冒险去大众文化领域遛了一圈（等于既搞美声唱法又搞了通俗唱法）。条条大路通罗马，终点还是一致的，那就是诗歌。我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