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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谈艺录:我的诗经

(2007-06-05 23:55:26)
 
  谁愿意谁就为诗歌死去吧。我不是不热爱诗歌,更不是怕死,我要做活着的烈士。其实这意味着更大的牺牲。你难道不觉得吗?在一种绝望中坚持写诗。绝望似乎比希望更令我感到兴奋。我要在有生之年就成为别人仰叹的雕像:瞧,他居然还会眨眼睛!
   诗简直比宗教还厉害。它甚至可以俘虏无神论者。这就是我的信仰。这就是我的诗经——每天都要念一遍。说实话,也只有我自己能听得懂。做一个茫茫人海里的托钵僧,把诗当成铁饭碗来端着,像祈雨般期待着天上掉馅饼,哪怕只落下几枚美的硬币,叮当作响。够了,这就是我精神上的零花钱……
   每个时代都对诗人的身分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不同的时代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诗人。我可能与自己的前辈相互成为敌人,对艺术共同的爱导致彼此憎恨。诗的代沟是最深的伤痕。
   他投入生活的时候觉得自己像诱饵,为了钓到一首诗。比别人多了一重使命。在最陶醉的瞬间也无法忘我,密切关注着内心的动静:鱼上钩了吗?这才是他生活中的生活。写不出诗,他很少责怪自己太笨了,而是认为鱼太聪明了。
   我是挑剔的读者。很难找到令我满意的作品:“唉,好诗太少了!”为了满足如饥似渴的阅读期待,只能自己写——按照想像中的标准。就像真正的美食家,最终不得不亲自下厨。
   诗是少有的触及灵魂的事情。如果远离诗,我无法相信灵魂的存在,只是一个肉体敏感而灵魂麻木的俗人。一首好诗,能使我灵魂出窍。我终于理解屈原了,仰天长啸:魂兮归来。
   多么不容易:一个诗人忘掉自己是一个诗人,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上帝,而不是上帝的赝品。忘掉桂冠、忘掉分行的文字、忘掉读者或评论家,他意识到自己与世界存在着太多的误会。活得虚假,比活得虚伪好不到哪里。
   诗是什么?信则有,不信则无。相信诗的意义,它就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甚至使你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一旦你成为诗的怀疑论者,它就什么都不是。在你放弃它同时它也放弃了你。与其讨论诗是什么,不如讨论诗不是什么——这样或许会使它的形象更为清晰。不断使用减法,最后剩下的就是诗了。
   我不需要知道你通过诗歌获得了什么,感兴趣的是你为了诗歌舍弃过什么——后者更能证明你是否算一位真正的诗人。付出的代价反而能构成你的价值。还犹豫什么?做一个沉浸于想像的牺牲者吧。在不断地奉献中成就了自己。
   从冬眠中醒来的不仅有蛇,还有神情恍惚的诗人。他在纸上写下一首诗,作为蜕下的蛇皮,向春天献礼。“哦,内心陈旧的年轮被逐渐排挤到体外!”
   生活是房屋,诗是屋顶上升起的炊烟。很难说清它属于存在还是虚无?它抚慰着别人饥饿的胃,还额外喂饱了我的眼睛。
   为了进入历史,他开始写一部史诗。为了接近那些改变历史的人,他成为被历史改变的人。首先表现在:他轻易地忘掉了现实。或者说,他把别人的历史当成自己的现实。否则他从哪儿获得这么大的力气?这就是他为自己选择的后半生,太刺激了。
   今天见了几位多年前的诗友。从轻松的谈吐可以获悉:他们“还俗”了。而我还在修道,还在传道。哪怕这一切终属徒劳:我已是最后的信徒。
   他的要求过于严格:能够被别人背诵的,才是经典。其实,能够被记住一、两句的,已具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性。我更偏爱类似的半成品。它们尚且停留在孵化的过程中。
   普希金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情敌。为自己的女人同时也为自己的诗歌。否则他就没有决斗的对象。情敌似乎比朋友更容易使人忘掉孤独。爱神或诗神,都擅长替那些痴迷者树立假想敌。
   一个大诗人,有无数的私生子。我指的是那些模仿他的小诗人。难道模仿(而不是创造)构成了诗歌的传统?所以,我呼唤周期性的叛逆与破坏。呼唤废墟上的新建筑。
   和你们不同,我想有一千个故乡。爱其中的每一个,由陌生变得熟悉,记住它的站牌、街道、标志性建筑,就像自己确实出生在这里。让第一千零一个,成为我的坟墓。它是一生中惟一的异乡。从这一刻起,才算得上真正的流浪汉。和你们不同,我经历了一千次离别,并且写下一千首诗。第一千零一首,是我的墓志铭。
   让老荷马去歌颂他的阿伽门农吧,我只崇拜成吉思汗。真遗憾自己出生得晚了,否则会在西征的蒙古马队中,做一个随军的盲诗人,弹拨马头琴,为我的英雄,写一部史诗。相信它一点不比《伊利亚特》逊色。因为再也找不到比他更伟大的征服者。他什么都不缺,只缺一个属于自己的荷马。正如我,准备好了纸笔,只缺一个跟自己同时代的英雄。这造成一部史诗无法完成。
   恐怕为了寻求某种安全感,他日复一日地用参差不齐的诗句,为自己编织出一道简陋的栅栏。这是精神上的边境线。“为什么在他眼中,生活总显得很危险?”
   如果李白和杜甫生活在当代,他们会打架的。他们会有各自的流派。
   近年来诗人们闹剧不断:下半身写作、垃圾派、口水仗、裸诵……看来诗坛尤其需要提倡“环保”。作为一个小小的“绿党”,我很纳闷:怎么都跟吃了兴奋剂似的?可别把端午节过成了狂欢节。朋友周瑟瑟写了一首诗:《屈原哭了》。
   他写的诗行越来越长,则意味着他的生命越来越短。在诗句拐弯的地方,站住脚,偷偷喘口气。每一首诗的结尾都意味着一次末日。
   在满足基本生存之后,我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写诗上而不是挣钱上。挣钱的目的是为了有条件购买快乐,写诗本身就使我快乐,虽然没挣着钱,但获得的快乐一点也没少。对于我来说,快乐才是硬通货。
   “他做梦时都在写诗!”“那有什么可炫耀的,我写诗时就在做梦。”诗是梦里的醒,也是醒着时的梦。
   心乱了。诗是一把梳子。一旦心如死水,诗又变成了风——风其实也是一把无形的梳子,打破秩序。在宁静中追求动荡,在动荡中追求宁静,诗人是无法自控的钟摆,摇来晃去,弄不清自己姓什么。
   他八十岁了,还会爱上十八岁的姑娘,有火热的情诗为证。歌德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年轻人。我从不羡慕那些短命诗人。我希望自己有普希金的青春,再加上歌德的晚年。
   生活中的诗,正如海水里的盐、血液里的铁,也算一种矿物质。我把白开水当成矿泉水来品尝、鉴别。从无意义中发现有意义。如果说写诗是自我欺骗,多么愿意如此幸福地受骗啊。
   活到这份上,还缺什么呢?他不需要坟墓,更不需要墓志铭。他的所有诗篇都是提前拟好的遗言,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死对于他已失去意义,既不是结束,也不是新的开始。他不需要葬礼,更不需要别人的眼泪。说实话,他自己的泪水还用不完呢。目前惟一无法做到的,是自己把自己遗忘。
   上帝用男人的肋骨造就女人。我没有自己的女人,那一句句诗,就是从身体里抽出的骨头。我跟你们有不一样的收获。想知道我的胸怀多么开阔?无数的诗行,排列到天边的枕木。
   一夜大雪,是否会把新写的诗句压断?它其实比干枯的树枝还要脆弱。走在森林里,我的骨节不时发出坼裂的声音。下意识地抖了抖肩头并不存在的积雪。
   焚诗,直至它烧成骨灰。诗最适宜火葬。诗是无法兑现的纸钱。借来红泥小火炉,做我的焚诗炉。端午节,老百姓笑咪咪地吃粽子、划龙舟,只有诗人,把它过成了一年中的第二个清明节。焚诗,直至它被那高傲的死者读到……
   我想写出《诗经》里的第三百零六首。与风雅颂无关。
   古人把诗歌当作植物来对待。你是小小采诗官,手持木铎,沿着纵横阡陌四处打听:哪里有刚流行的民谣?采诗,比采花、采药、采茶、采莲还要细心。而真正的诗人无名无姓。他的创造从来不为了出人头地。
  
   虽然都是要经得起咀嚼,但诗歌不是口香糖,是牛肉干。当然,嚼不动的不见得是好诗,它太老了。好诗即使被蒸发了水分,仍保持着新鲜。更重要的是:能带给你绵长的回味。仿佛浓缩了天地的精华……
   他把艺术弄成了体力活:像兰州的师傅拉面一样写诗。就那么一小块面团,偏偏要牵扯出千丝万缕——难道仅仅分行排列就算诗了吗?
   一个习惯了用韵脚走路的人,必将被散文绊倒。再漂亮的韵脚也是一双不合脚的鞋子。自由诗的诞生,说到底是一场“天足运动”。千年的裹脚布被解开了。
   听完台湾诗人罗门的演讲,轮到我发表评论,我说我看见了老诗人的青春:诗人和美女一样,也会老的,可诗人老了,依然能焕发出少年般的狂傲……更难得的是,诗歌还构成他的世界观。他以诗人的方式来理解世界乃至自己。就像一个梦,做到七十多岁还没有醒。
   诗人不是食肉动物,也不是食草动物,而是趋美的动物(像趋光的动物灯蛾扑火那样趋美),美是他精神上不可或缺的食物。如果没有美,诗人即使不会饿死,也会渴死。好在这个世界不可能没有美的,所以诗人是不死的,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种族,是不会消亡的。缺少美的时候,诗人们饥渴难耐,痛不欲生。但哲人说得好:“从来就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于是诗人即使置身丑陋的现实中,仍然努力去挖掘、去发现——美啊永远在身边。即使身边的美像高原的空气一样稀薄,他也会憧憬远方,远方总会有美的。远方这个概念本身就很美。这种憧憬,本身就很美。
  任何一把雨伞,都长着骨头,才可能撑开,或者收拢。诗也是这样:血肉饱满、皮肤光滑固然重要,还必须长着潜在的骨头。我爱的女人是从我体内取走的一根肋骨,爱情是一次寻找或一次归还。诗也是这样,它的每一次分行,都在计算着自己的肋骨。读诗等于在穿越数不清的栅栏。
  我的诗是伸向远方的触须。可以说不属于日常生活范围的事物才能唤起我的激情。不要责怪我对身边的环境熟视无睹,那是因为:远方离我最近。
  “你为什么喜欢诗?”“因为我热爱自由,尤其是心灵的自由。某种程度上诗在我眼中成了精神自由的象征。”诗是没有边疆的,或者说,诗不断地迎来了新的边疆。它仿佛有无限的疆土可供开拓。每一代诗人、每一种流派都是新的拓荒者。由于有着足够回旋的战略空间,仅就新时期以来,与小说、散文等文体相比,诗所进行的探索(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以及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最大的,而且还有更为深远的前景。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相对于浪迹天涯的诗人,目前这个时代的小说家、散文家,早就不属于游牧民族了,他们保守地异化成了农耕民族,过着鸡犬之声相闻的平庸生活。诗人啊诗人,却从未感到日暮途穷。
  他梦想写一部长诗,由无数的短诗组成。就像打一副牌,摸到手中的每一张,都可以独立存在,都是王牌。他翻来覆去洗这副牌,每洗一遍,整体的结构和秩序就发生变化——形成一部新的长诗。所以他写出的不仅是许多短诗,还可以分别排列组合,构成许多长诗。他写这部千变万化的长诗,以短诗作为建筑材料;他不是巨匠,可他比那些野心勃勃的巨匠更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甚至不需要规划、不需要蓝图,就步步为营地实现了梦中的建筑物。
  这就是我们的诗歌:内心的道德律已经崩溃,而头顶的星空依旧井然有序,它几乎不再需要任何参照物。所以我怎能不尽快地忘掉自己以及同类,投身于对纯客观的世界和赞颂之中?甚至可以说,只有如此才有望找回那个迷失了的自我。“写什么?”“就写这个!”“怎么写?”“就这么写——星光啊星光,照亮了失明的人们……”
  什么叫做灵感?灵感就是诗神附体。你的天灵盖无形中像天文台一样打开,缓缓地伸出一杆高清晰度的望远镜,你想像的事物确实存在,只不过由于它无限地远,别人看不见。他们只能看见呈现在你诗中的投影。而你对这一切守口如瓶,从不炫耀自己如有神助的视力。
  你有圣经,他或她有古兰经或佛经,我有什么呢?我有更为古老的诗经。等于什么都有了。还有谁敢嘲笑我是一个未开化的野蛮人?在复杂中,我认识到你们的单一。你敬畏上帝,他皈依真主,她崇拜偶像,我呢,用想像来塑造自己的诗神。诗神是位千面女郎(有人把她叫作缪斯),每个人都能看到她不同的一面。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我很庆幸自己找到了诸神中惟一的女性。但是她跟所有的神都是亲戚。所以,你们最好不要把我视为异教徒。她是宽容的,因为她只想垄断美,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想像一番吧:这是你在人世的最后一首诗。或许就能把它写得更好些。你严肃得像在构思自己的墓志铭。不仅把自己当作一位活着的死者,还兼而想像出那些从你坟前走过的读者。该说点什么?挽留住他们匆忙的脚步并使他们在一瞬间记住你。
  画地为牢,你给自己判了无期徒刑,接受时光的磨砺。戴着最沉重的镣铐,寸步难移,只有挥舞的手臂,在奋笔疾书。哦,那是你的树枝在空中写诗。闪电被你紧紧地抓住!太烫手了,只好又松开……胡杨啊胡杨,比别的诗人更有耐心:用一千年倾听,用一千年歌唱,剩下的一千年,则完全用来沉默。沉默,其实是它歌声的余音。不如此则无法彻底地掏空自己。
  诗人也在寻找主观印象与客观世界的偏差。偏离得越远,越容易营造出另一个似是而非的世界。他应该有造物主的雄心,而不仅仅是一位写生者。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够亲自为笔下的事物逐一命名。不要嘲笑诗人自我燃烧的激情:他必须保持某种冲劲儿(最好以加速度),才能挣脱来自身后的万有引力。他无意于进入历史,而是要改写历史——使历史获得新的版本。还有比这更伟大的创意吗?
  在古代,妓女与嫖客都会写诗,连色情场所都构成诗坛的一部分。诗写得最好的妓女是薛涛 (好像在四川有一口以她命名的井)。诗写得最好的嫖客是柳永。虽然他们都属于青春写作。但在当时,却比李白与李清照流行(更别提杜甫了)。大多数诗人都是吃青春饭的。也有吃软饭的,吃大款与高官的软饭……这是一部被遮蔽了的诗歌史。哪里有纯文学哟?纯文学从来就养活不了自己。
  大家都在讨论新人类乃至新新人类,我想出了一个更新的概念:诗人类。人类中的诗人,本身是否就该独立成一个种类,或一种类型?他们与别人多么不一样啊。甚至他们彼此,也不一样。恐怕上帝造人时,诗人就是另类。不是精品,也不是次品,更不是废品——诗人无法代表全人类,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可如果全人类中缺少了诗人,该多么单调啊。他们是先锋、叛逆或落伍者,索性全部打入另册吧,让这些与众不同者自成体系。这种分裂还将无限地持续下去。一位真正的诗人会说:即使诗人类是人类中的另类,我也要努力成为另类中的另类。
  离物质近了,也就离精神远了。离现实近了,也就离历史远了。离生活近了,也就离诗远了。离别人近了,也就离自己远了……我必须在两者之间拉手风琴,忽远忽近,若即若离。这样才能演奏出瞬息万变而又万变不离其宗的旋律。不断地给自身制造新鲜感,也就等于给读者制造神秘感。
  诗不是时尚,不是流行色。我想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在它所诞生的那个环境里肯定是“不
  合时宜”的。具有独立性的作者更是如此。他甚至会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流行的常常是速朽的。至少,是廉价的。我不是时装设计师,顶多算业余的小裁缝:整天关在家里为自己量身订做一套不可能穿出门去、更无法大批量生产的奇装异服。它可以是超前的,也可以是落伍的。
  时间是最大的考验:越是初读之际让人惊艳的作品,越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尤其当一位诗人不断地重复自己的聪明,他就再没有权利为之而感到得意。需要我举个当代的例子吗?譬如藏棣先生的诗。哦,请原谅!再美的东西也是经不起复制的。假如全世界的女人都长得像蒙娜丽莎,我会讨厌达•芬奇的。
  从那一天开始,我要求自己的诗:不再写小儿科,要写就写大百科。这或许就是所谓青春期写作与中年写作的分野。狭隘的心胸像手风琴一样被拉开了。并且,再也不会合拢……
  诗人的写作伴随着某种戏剧性。哪怕他演的永远是独角戏,但他可以想象出有限的对手和无 限的观众。第一幕,一尊塑像开始活动筋骨,做起热身运动:他拿起了笔……
  他表面上是理想主义者,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批判现实主义者。没有别的办法,一位诗人,手无寸铁,只能用自己的理想来批判别人的现实。他的所有浪漫与激情,都来自于对现实的不满。
  诗是我心中的佛。我愿意为它而施舍,也愿意为它而托钵行乞。当然,对于另一些人,佛是他心中的诗。可以把诗意理解为一种宗教,也可以把宗教理解为一种诗意。
  它是我的第二次生命:我通过诗而脱胎换骨。早就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什么叫做诗人?
  是不断更新的过程,也是结果。我都快不认识自己了。
  “热爱口语,这种赤裸的语言,没有华丽的词藻,它表现出灵魂和身体的第一需要的沟通。”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如是说。然而,更多的诗人则在考虑如何给这种“赤裸的语言”穿上衣服,哪怕是遮蔽在其隐私处的一片绿叶。所有穿衣服的语言都是谜语。口语诗在当代盛行,莫非是一种复古倾向或返祖现象?这场“天体运动”的意义在于:向语言上的亚当夏娃看齐!
  同样都是只启动一次(如同以手工发动那种老式拖拉机),跟短诗相比,长诗不会那么快熄火,它带来的是加速度。在持续性的运动中,你不断添加燃料,也从同一个题材中挖掘出更大的潜能:先挖出了煤,接着又挖出石油……追赶着风,追赶着雨,最大的快乐:在一部长诗的结尾,你觉得自己接近光速。想停也停不下来呀。短诗依赖灵感,瞬间的自生自灭。长诗则是经历了自我灌溉的漫长花期。
  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诗是最能体现神秘主义的。它是心灵的巫术(也可以说是化学实
  验)。做一个诗人需要几分鬼才。藉此才能与别人乃至别的诗人表现出不同。诗人之间永远在寻求差异性。
  李白的诗属于最典型的美声唱法。所以他名列唐朝的“三大男高音”(另二位是杜甫与白居易)之首。
  诗以标新立异为天职。否则如何证明它属于无中生有的创造?当然,它还有着庞大的基座。它是插在传统的金字塔尖的一朵花。只不过我们的眼球为之吸引,乃至忽略了它所依托的根系。
  先锋跑得太快,反而容易过时。与落伍相比,它的宿命好不到哪儿去。在两个时代的过渡地带,埋葬着许多折旧的先锋——因为用力过猛而卷刃。失效的锋芒变成了锯齿。甚至,布满锈迹。充其量成为文学史里的古玩。
  作为喜欢熬夜并且睡懒觉的人,小说家路遥的作息制度:“早晨从中午开始”。对于我来说也是如此,诗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从中年开始——向青春期写作彻底告别。就让它从四十岁重新开始吧。我迎来生命中的第二个早晨。中年以前的诗稿,可以视为一个声明作废的春梦。春梦了无痕。
  诗,是生活的情敌。理想,是现实的情敌。我该向谁表示绝对的忠诚?虽然它们都要求我这么做。我要么欺骗其中的一位,要么欺骗自己。
  当小说出现,史诗的使命就完成了。或者说,小说成了散文化的史诗。对未来的读者而言,上一个时代的小说就是历史的投影或碎片。带有出土文物的痕迹。同样,真正的小说家身上应该有诗人的遗传基因。这本身就是一种变形记。哦,时间会淘汰那些缺乏历史感的抒情诗人……
  你以沉默的方式,加入了一个时代的大合唱。这究竟是妥协的结果,还是属于新的对抗?
  星空可以有许多种:属于神学的,属于天文学的,属于诗歌与绘画的……我发现的永远是离我最近的。它只为发现者而存在,而打开。
  整个欧洲都在下雨。惟有但丁,借来了一把伞。这就是《神曲》给我的印象。
  你对某些词语怀有先天性的敌意,虽然它们原本是无辜的。
  同样是出于反抗,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梵高却割下自己的耳朵。不知为什么,后者给予我更强大的震撼。
  虽然我驾驶着一辆向未来疾驰的快车,可历史,不时闪现在我的反光镜里。使我弄不清
  是在回归还是在逃离?不管怎么说,我有两个远方。
  一条旧路,在我的文字间延伸。这是我无法抵制的惯性。走得越远,就离它越近。
  史前的艺术家肯定不知艺术为何物。他所能体会到的仅仅是一种无法命名的冲动。正如造物主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他自身却随即消失。
  诗人有两种:一种是永恒的诗人,一种是周期性的诗人。如同常绿植物与落叶乔木。我很遗憾自己属于后者。可即使在叶子全部掉完的时候,我仍然在做着一个开花的梦。只不过我开出的花是别人看不见的。我是一位不真实的富翁。
  但丁活着时就看见了一般只有在死后才可能看见的景像。他提前进入了地狱,并且撰写了属于全体生者的《神曲》。这是世界的另一半。
  他打开收音机,为了让音乐抚慰自己受伤害的心。可从倾听中逐渐发现:那陌生的曲调里埋藏着比他本人更多的痛苦。以至他忘却了自身,转而对某个佚名的作曲家充满怜悯。
  鱼刺是对大海潜在的怨言。虽然它并不可能造成什么伤害。
  一首好诗的产生,不需要漫长的启动过程。诗歌与拖拉机的区别,在于它的原动力并不是外力。
  你见过黑暗吗?我指的是比黑暗更黑暗的黑暗。这个问题是幼稚的,无意义的。就像是在徒劳地问一个活人:你见过死亡吗?即使谁有勇气回答,也注定是出自猜测与想象。类似的问题还有:你见过天使吗?你见过缪斯吗?
  一个人长大了,他心目中的偶像就会衰老,乃至死去。如同一包遗忘在公共汽车座位上的行李。偶像的悲哀就体现在这里:它常常只适合于某一个人的某一段时期。我问过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把偶像给弄丢了呢?等于让死者再死一次。
  考古现场挖掘出的陶片,恐怕比完整的器皿拥有更大的容量——我指的是,它能唤起我近乎无限的想象。历史,越零碎越好,越缺乏秩序则越真实。别说它原本就无秩序,即使有秩序的话,也早已被时间打破了。
  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个诗人的时候,实际上就被取消了这种神圣的身份。你即使再高明,在对待世界的态度方面,也难免有点做作。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只对诗人敞开的世界。你应该向苔藓学习,称职地成为世界的附庸,直至在客观上(而不是主观上)成为其代言人……
  莎士比亚赋予哈姆雷特以复仇的使命。哈姆雷特的剑所刺向的,是莎士比亚意识中的敌人。莎士比亚体会到的快感,并不比哈姆雷特逊色。只不过他借助的不是剑,而是笔。
  卡夫卡虚构的那位测量员,手拿卷尺出现在我的房间。对不起,我不是城堡的主人,却能理解城堡的拒绝。毕竟,春天是无法靠卷尺丈量的。鸟鸣、花香,更难以用数据来证明。
  在缺乏激情的年代,我的心梦见了雪亮的犁铧。它已不再是一般的农具,而是我渴望的精神上的救星。
  诗歌是坚硬的骨头里的精髓。阅读者需要学会敲打,乃至吮吸。
  天鹅之死充满了对生的迷惑。仿佛只有死才能把这种迷惑表现得最彻底。我相信所有的怀疑论者,都将在自我施加的压力中垂下高傲的脖颈。这种莫名的压力,简直比生活本身的重负更难以承受。并且,更不容拒绝。
  以文养诗?艺术为了坚持一些东西而不得不向世俗作出有条件的妥协。这简直像对待宠物的态度,与之共享仅剩下的口粮。其实诗歌永远不会饥饿,感到不满足的是我们自己。
  李白是酒,鲁迅是药。鲁迅的药,在中国的坛坛罐罐里熬了数十年,还是那么苦。某些人是皱着眉头喝下去的。这是一位比李时珍重要得多的“老中医”。他的杂文在任何时代,都应该属于民间偏方一类?他死了,对手却依然存在,那就是我们民族躯体里乃至性格中顽固不化的病毒。
  屈原所提出的“天问”,在汩罗江上空回荡着,在嘴唇、竹简、纸张之间回荡着。如果什么时候能找到答案的话,诗人就没必要存在了。至少,在高科技的时代,诗人们已日渐孱弱。他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问题。而诗人的使命恰恰是为问题而活着,为答案而死去。
  在我眼中,马雅可夫斯基是个农民。他不辞劳苦地营造了诗歌的梯田,并且很满意于自己的收成。他那错落有致的诗行总使我满腹狐疑:假如神圣的诗坛可以借助楼梯来攀登,又如何鉴别站在山顶上的是侏儒还是巨人?
  因为怕冷,鸟收拢了翅膀。而我,则用写满文字的纸张严严实实包裹住自己。诗人是大地上不会飞的鸟类,可也是有翅膀的——只不过在想象中存在。很早以前,我就学会了在纸上飞行:只需要做一次深呼吸……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的名句。战争年代,花虽然照样开,可连花香都充满了火药味。更别提被诗人揉皱的稿纸了,它们如同鞭炮爆炸后的碎屑,撒满了一地,无法拾捡。恐怕只有等到和平重新降临的时候,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这是诗人们独享的战利品。
  鸟的羽毛,脱离了身体依然会飞。这几乎是出自于本能?它并没有在风中失宠。反而彻底地成为风的附庸。
  神话破灭了,才证明它是神话;神话破灭了,就不再是神话……这两种阐述,既自相矛盾,又同时成立。神话对编造者的意义,要远逊于对信徒的意义。然而神话破灭了,信徒就不存在。可见神话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被保护得很好。所有人都在保护一个神话,为了否认自己的愚昧;所有神话也都在保护着信徒们的自尊心。是神话脆弱,还是人类的自尊心更脆弱?
  我的视力,被我所看见的东西给挡住了。其实它们仅仅是物质的假相,掩盖着一个根本不可能被看见的世界。所谓的真理,具有无限高的透明度。与人类的肉眼无关。
  写作时的分寸感,比原始的爆发力更令人敬畏。因为你必须具有另一种更大的力量,才能加以节制,使自己保持平静。同样,一个人所表现出的理性,也是两种势力在其身上对抗的结果。是相抵之后残留的一部分。可惜,被抵销的那部分,很容易遭到忽略,如同没入涨潮的海水中的台阶。
  我属于这样一种人:见到了云彩都想摸一摸。而你可能只对丝绸之类的实物感兴趣。在我身上,连欲望都是虚无的,惟有痉挛的手指会泄露内心的饥渴。
  英国作家卡内蒂说:“一个人将通过赞美去辨认他不是什么。”可见你不是什么比你是什么更为重要,具备着几乎无限的可能性。你通常在辨别中坚持。
  庄子的一次深呼吸,使蝴蝶诞生。而蝴蝶的消失则是因为哲学家的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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