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盛唐之音
           ——作家洪烛访谈录

 

 

 
                         杂交优势与“新散文”

 

洪；我们刚才说“中年散文”、“少年气象”，其实散文还有另一个视角，你注意到没有；我们说“诗人散文”，“小说家散文”，或者“学者散文”，可是你注意到“散文家散文”么？没有吧。可见真正优秀的散文不应该是一种“纯种”，或者说，真正纯粹的散文，很可能不是真正优秀的有原创力的散文；同样，纯粹的散文家往往不是第一流的散文家。

 

刘：这倒是。现在看来，先秦的文章家都不是职业文人，“无韵之离骚”《史记》作者首先是大史家，唐宋八大家中最一流的韩、柳、欧、王、苏都不是纯粹的散文家，甚至不是单纯的文章家，而是官人；而文章“纯粹”如苏洵、苏辙、曾巩者，倒总是差那么一点。余光中不止一 次强调了这一点，即是所谓“杂交”。这在当代的文学实践中也得到充分体现，众所公认的第一流文章家，往往是诗人、小说家、学者，是杂家。惟独不是散文家。小说家如贾平凹、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等文章极好，诗人如西川、于坚、周涛、郭枫等也是，学者如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黄衣裳亦然。港台呢，余光中首先是诗家、翻译家和学者，董桥也是学者。民国的文章大家，多半还是教授，特别是教国文和外文的。

 

洪：是的，“杂交”。文章的优势就在于此。纯种的东西，肯定是一代不如一代，混血儿永远永远是最漂亮的。就我个人的审美趋向，我认为那些特漂亮的散文倒往往不是出自专业散文家之手，而常常是出自诗人和小说家之笔。诗人散文既要求内容，也要求形式，诗人散文与诗人相通，诗歌永远求新，“写诗就要像避免瘟疫一样避免雷同”，与人不同，也与己不同。要么不写，要写就写他人写不出来的，诗人散文的意义就如诗歌一样，诗人比作家要高半个 规格，他永远是世俗的急先锋，永远在风口浪尖上。现实的颠峰之作。有史以来，最早的、最好多、最扛鼎的大家都是以诗人为主的。周涛散文不像诗人散文，诗意上比西川弱，语言上是，但精神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精神、文人散文。反之，张承志虽是小说家，但其散文不是小说家散文，而是诗人散文。他骨子里是个诗人，他写小说、做学问，但就是不把散文当主业，这样一放松，反而写的更自我，也更真实。同样，鲁迅的诗人散文，如《野草》。（刘；鲁迅是唯一古诗新诗都好的，《野草》就是新诗）。散文是一边角料，作者必须要有另一角色，散文家应该是一个业余的角色，而不是一个职业角色。如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散文是业余状态而不是职业角色。学者散文中，好的还是钱钟书、季羡林、张中行等。文化散文如余秋雨者是学者散文的世俗化。诗人散文中，北岛的很好。而西川的散文则是诗人散文的极品，当然更是散文的极品。还有于坚，还有我的朋友刘亮程。散文的两个原则，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二是有难度，另类、超常规，是不能被别人模仿，不易甚至不能被模仿。要成为一流散文家，至少需要在知识结构、修养、阅历等某一方面有不可比拟的卓绝之处。

 

刘：现在对港台文化界评论很多，炒得也热。您对港台的文化界有何看法？

 

洪：就我个人看来，港台现在除了余光中还很难说有大家。余是诗文大家，诗文双绝，学问、西学底子都好。他们虽然在文化上有根，但毕竟是孤岛，没有大气象，在环境上，人生体验上和大陆作家比处于劣势。国外的呢，兹维塔耶娃的散文随笔很好，随意挥就的散文书信，随笔、札记、书信、回忆录等，“随意出神采”，于无意处见精神，往往最传神出彩。曼德尔斯坦姆德等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人散文家文章都好，读诗人散文最过瘾。 还有博尔赫斯是
“作家的作家”。小说家中最好的是卡夫卡，别人处于常规范围，而我喜欢超常规甚至反常规。这才好看，过瘾！

 

刘：那么，时下很兴盛的“新散文”呢，很有一批人……

 

洪：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新散文中最活跃的几个作家都是我的朋友，如祝勇、周晓枫、张锐锋、庞培等，按说我不好多说。不过既然都是好朋友，意见的分歧不影响我们私人的友谊，以他们的雅量也都不至于介意这个。我这只是论文不论人，对事不对人。就这问题，我们在“鲁院”争论过好几次了，我现在不妨再展开谈谈。我个人认为，从旧散文直接走向新散文走不通，新散文永远是在旧散文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可以拆了旧房盖新房，但不能连地基都挖了来盖新房，就如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了。……真正的新散文，不应该近亲繁殖。新散文再是革命，和旧散文还是有血缘关系，一个青年再是革父祖的命，他骨子里流的还是父亲母亲的血。所谓“新”，很可能是纯粹形式上的可以求新，而非意义上、实质上的新，刻意为新而新，新瓶装旧酒，犹如五粮液、茅台，不换成人头马的瓶子，倒不如老瓶子的茅台、五粮液。

真正的新散文必将产生，甚至早已产生，但肯定不是这种所谓“新散文”。多少年了，我们从新时期以来一直追求所谓“先锋”。可是，何谓先锋？我们都说不清。对待先锋的问题上，我宁愿相信一句话：当所有人追求先锋时，“复古”“保守”“落伍”的人反而显得更加另类。祝勇等人说的新散文，是想仿照诗歌界的革命，进行“克隆”，把80 年代诗歌革命的模式搬进散文领域中来。我认为散文界和诗歌界不同，无法“克隆”。

 

刘：这个问题很重要。在文学写作上，有人倾向于跨文体写作，有人则否。比如“诗体小说”之说就很有争议；孙犁的《芸斋小说》的文体定位也颇有争议。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在《上海文学》发表前有人以为是小说，作者坚决否认，王安忆也以为是散文。可是真要说来，到底是什么文体，也很难说。我们希望听听您这的高见。

 

洪：每种文体都有自己的独特内核。诗歌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诗歌是文学的核心力量。诗人总在时代和文学的风口浪尖上。现在文学环境不同了。现在散文革命难，诗歌对形式上的麻木最拒斥。80年代有新的诗风。那个大时代让人热爱文学。散文的精髓在内容，形式并不重要。所有看着旧的东西，很难说就是旧。

诗歌是对形式要求较严谨的文体，形式上的革命就是内容上的革命比如从旧体到白话就是一个转变。散文呢，则是很宽松的袍子，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形式上再怎么跑马圈地也很难出其畛域。雄心勃勃的作者往往自以为是开疆拓土，而实质上很可能只是跑马圈地。散文的特点，在于百川归海，在于易学难工。它对任何潮流都不拴死，任何潮流也就难激起浪花。新诗的革命显示：诗歌本身是河流，容易水土流失，容易闹灾、泛滥，易溢出河床，甚至整个河流改道。诗歌革命有历史意义，它与整个时代一脉相承；而散文的革命不仅没有历史意义，而且无意义。诗人比散文家更像另类；要么是另类，要么是多余人，他们和大众文化势不两立。散文较便当，能雅能俗，既可追求神圣感，也可达到世俗化。因此只有世俗化散文，没有世俗化诗歌。流行歌曲之类根本就不是诗歌。散文的核心力量，具有神圣感。最不易被世俗化的是诗人散文。作者注定必须是站在时代或文化人性的至高点上。诗歌不断含有革命。它是脱缰野马，永远挣脱传统和体制（含诗歌体制）的束缚，它不可能根据固定轨道走。诗歌永远是野生动物，散文是圈养动物。就如动物本身性来说。诗人散文是脱缰野马跑到别人圈中被圈养。这就给散文这块自家园地带来了一丝野性。诗歌确实有些野。那种浑然天成，有鬼斧神工之感。有些港台小散文不仅不是一般圈养动物，而且是宠物。我对宠物式散文不感兴趣。相反，我个人更爱野路子的散文，反常规散文，甚至迷路的散文。它在奔腾中逃离了主人的怀抱，找不到归途。这种绝境之美是散文的极致。

 

刘：可是，偏偏是这种“不像”散文的文章更体现这文章的“家法”，像是武学中的“独门武功”，往往是武学的最高境界。先秦的政论、八大家的杂说，还有国外大家的随笔札记等，就很能体现这一点。梭罗的《瓦尔登湖》等就是这样。当文章已经不像了“文章”，文章就成好了文章。而那些精雕细琢的文章，越是打磨，就越是缺乏淋漓元气。

 

洪：这样的散文才是无师自通，自然形式的新散文，而非刻意求新的新散文。相反，有些“新散文”从本质上说只是狮子狗而非狮子，仍然是宠物而已。只是在形式上模仿百兽之王的皮毛，没有真正获得王者的精神和境界。因而诗人散文比一般散文多一种王者之气。顾盼生辉。  不怒自威。诗人确实是各路作家中的王者。具备着震撼力，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感染力。而这灵魂的震撼力，正是各种“新”旧散文所缺乏的。相反，很多新散文不过是象牙之塔的塔尖，而不是真正的颠峰。他们不可能真正写出颠峰之作或颠覆之作，不仅没有登上颠峰，更不可能颠覆旧有的颠峰。
 

 

 

以文养文  绝处求生

 

刘：您的见解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知道，您不仅写诗歌写散文，也写过小说，现今的小说界声势很大，您自己的看法如何？

 

洪：小说不是我的写作重点，但其中有个长篇《两栖人》。小说家中，我比较喜欢莫言、余华、苏童等。年轻一些小说家我最看好鬼子。韩东的《扎根》《我和你》写得好看。还有我的朋友石康写得好，张弛的《北京病人》《我们都去海拉尔》，都挺好。

 

刘：上面说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京的作家。应该说北京在文学上还是中心。可是在北京讨生活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城市中享受更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更大的压力。北京作家的生存状态也较复杂。比如石康、张驰等人都在体制外，生活得不是那么容易的。北京作为文学重镇，刊物、出版社占全国半壁江山，也有着半数以上的一流刊物。民国的北平文坛上的名家多为南方人。现在呢，很多人物要在全国叫得响，还是得依托北京，在鲁院、军艺待上那么一阵子，至少也得在北京的刊物上打响，在文坛站稳脚跟。外省人李冯、周梅森、朱文都来过或正在北京谋发展。当然，目前发展得最好的是余华、北村、格非等人。就说余华吧，他写的不多，但老是被转载，一次次地获奖，奖金版税那么多，根本就不愁生活。您在文联出版社，也可以算是体制中人，与各路作家接触多，应该挺有体会吧？

 

洪：是的，人各有各的活法。在这北京，写得好的也能活得滋润。我在出版社也有创收压力呀（微笑）。还得写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刘：有不少人就搞影视了，来钱快，而且名气炒得响。莫言、陆天明都搞过，余华、北村也搞。以前周梅森试过，现在朱文也在搞吧，这是解决生存压力的好办法。这个时代，作家面临很多的困难，权力体制先不说，文学体制、有市场体制、新闻传媒体制等就很厉害了。你接受体制吧，体制就约束你；不接受体制吧，体制不睬你，而且还踩你！体制复体制，压力何其大！体制化的过程，也就是个性和原创力蜕化消失的过程。真正活得好而且写得好，很不容易。我就在想，古代的那些大家为什么写得那么少，而现代的作家动辄百十本书地出。是才气更大吗？肯定不是。除了造纸、印刷等技术因素外，我想首先是因为生活问题。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在晚清之后才出现，以前的文人差不多都是“文人士大夫”，首先是“士大夫”，然后是“文人”，就是说，首先他们好歹大小是个官人，有俸禄来养着他，他不愁吃穿养家糊口，不需要考笔杆子讨生活。因此，文学对他们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现在呢，文学首先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和工具，至少对大多数作者来说是这样。某个有大名气的作家就说：“我真恨自己只会写小说！”既然如此，不靠这枝笔还吃什么呢！

 

洪：你这说到了作家的生存状态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在现实社会中，未来的作家要想生存和成功，必须左手为大多数人写作，右手为少数人或自己写作。这样才可能存活。前者可暂时流行，但无法传之久远获得永恒价值。同样，单纯地与世俗决裂，为少数人为自己而写作，很可能生活得很艰难，不易坚持住。真正的作家，要能雅能俗，在写作上不妨分为两瓣：让耶稣的归耶稣，让恺撒的归恺撒。左手握着圣经，右手握着宝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像凡高、卡夫卡那样彻底为自己创作的人，可能活得很艰难。我们要避免这种结局。也尽量回避海子、顾城那样的结局。这并非向世俗投降，而是以各种方式去征服世俗，否则只能像耶稣一样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刘：确实！人总是活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首先得活着，才能写东西。否则，枉有不世天才，也只能饮恨而殁。北大有个大牌教授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不靠拼命考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