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既有挑战性又有严格要求的语境下，UNESCO曾通过制定标准性法律文件和启动行动计划，从而致力于促进语言和多语模式的发展。

在标准制定方面，我们发现，自2001年以来，与文化多样性相关的法律文件已经将重点——且以较为显著的方式——放在对语言重要性的认可上：例如UNESCO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及其《行动计划》（2001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关于普及网络空间及提倡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2003年）及《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

在实际行动领域，UNESCO自2005年以来制定的、旨在促进语言和多语模式发展的战略都基于一个总体的概念，它强调文化和发展之间的关联，最初由“世界文化政策会议”（MONDIACULT，墨西哥城，1982年）加以强调，后来又经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得以继续发展（《我们富有创意的多样性》，1995年），最终在“关于发展的文化政策的政府间会议”闭幕之际得到有力的支持和批准（斯德哥尔摩，1998年）。人们主要从文化角度（因此也从人文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语言，所以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产生了不同的实际研究手段。因此，它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领域，不仅涉及到文化行动，而且涉及到跨学科、跨社会部门的工作，使各界共同致力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基本挑战，例如扫除贫困、预防疾病、教育、发展，以及对基本权利的尊重。

这就是最近UNESCO关于语言的文件做出特殊规定的原因，它们指出，在制定战略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语言因素。这些文件强调，制定可持续发展计划，促进公民权利的有效提升，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和公众生活来抵制边缘化，以及鼓励不同民族进行对话，这些能力都主要取决于语言政策。例如，只有用学习者自己的语言进行教学，健康教育（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才能收到成效。最后，语言在此处凸显为一种传递知识的媒介，它涉及到对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和根本权利的落实（自由表达的权利、教育权利、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以及从科学进步中获益的权利）。

考虑到语言作为文化工具和人类体验的表达方式所具有的普遍性，UNESCO曾在两个方面组织过“媒介—术语战略”（2008—2013年）。通过促进语言的多样性和多语模式，UNESCO一方面力图为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间的对话作贡献，另一方面也旨在增强文化（包括其语言成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实际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到语言问题在部门和跨部门两个层面上都得到了重视：在教育领域，强调了母语在学校体制中的作用；在文化领域，强调了濒危语言的复兴以及本土语言的出版事业；在传播和信息领域，强调了网络空间的多语模式；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范例。此外，每个项目都采取整合性措施，以便号召该组织的教育、文化和传媒等职能部门都能参与进来，尤其是针对国家层面的规划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