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3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组织的专家座谈会要求提供的意见，我因故未能参会，事后提供的文字意见。                    

                     关于科研成果评估标准的意见

    一、评审成果实行代表作制

实行代表作评审制，原则上不考虑论文是否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或专著是哪个出版社出版的。在国外核心发表文章当然好，但要有科学成分，因为较多的文章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情形，有的还不如在国内的论文水平高。

不考虑成果是否是某个课题的，不考虑课题的行政级别，只看成果本身的学术水平。

 

   二、实行两方面的评审方式，相互映证：

一是专家评审；

二是网上材料综合报告（由无关的博士生做，不由当事人做）。

两方面的结果相互映证，最终表决。

 

    三、成果在人文－社科领域很难再细分，但在成果类型上可以分为三类：

理论（历史）成果

      学术水平（在国内（大陆）本学科内、在境外（港台）本学科内、在国际本学科内）

  成果的科学性（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创新，另外要求创新是多余，所里这里的是科学性）

  研究难度

  表达能力

应用性成果

    应用价值（不能以领导人批示为标志）

    社会影响

    研究难度

    表达能力

科普、资料、教材类成果（这类成果参评只适于专门人员）

    实际效果

    科学性（指与科学本身的接近）

    社会影响

    表达能力

以上均有难度和规模，另做考虑。

 

    四、专家评审的两种依据细分：

科学性：

理论依据或提前是否成立

概念使用是否明确、严谨、有效

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和充分

论证逻辑的严密和完备

方法的可靠和有效

研究价值：

问题的提出或选题

提供的事实和知识

得出的结论或新认识

使用的方法或分析视角

 

    五、判断采用21阶梯的评判方法

建议采用21个阶梯的选择确定方式，阶梯越多，参判人越好将自己的意愿确定在某一点。如此模糊确定中的精确，结果更为公正。

极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极差

      +――――+――――+――――+――――+

 

还有一点：让较多的人参评，人越多越公平；让当事人当面汇报和回答询问，这是必要的救济措施。

 

    六、网络材料综合评估：

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了，以往的评审机制还是印刷时代的，需要适当与时俱进。

评职称或评奖，教师的基本科研情况和反映现在都可以在网上查找到。要进行评职称或评奖了，不实行当事人申报方式（谁要谦虚就永远不能参评和获奖），对有资格的人的科研成果，组织人在网上查找各方面的材料，主要是：学界评价、搜索回报量、引证情况和外学科引证情况等等。有了第一次以后，就形成了每个人的基本材料，以后就是增补的问题。网上的材料是自然生成的，社会评价、被引证数字，如何被引证的等等，都可以很快查到，较为全面和客观。

组织博士生或博士生带着硕士生根据各方面的要求，在网上搜寻和综合考察，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时征询、采访可能入围的作者，让其提供一些可能遗漏的材料。然后，做出一个网上调查报告，这也是让学生了解学术的很好机会。

若怕出现“近亲”问题，可以让不同学院之间的学生交叉考察非本院的教师。

网上做出的学术评价，一般还是学界的（包括研究生博士生），目前水军的情况尚很少，这方面的具体反映可能比引证数字更有意义。

 

论文、专著的被引证数字，可以作为较重要的参考，但不能简单唯这一指标来判断。

论文、专著的引证数字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还要具体考虑发表年头，时间越近的引证会越少）。同时还要从其他方面考察，诸如谁在引证、引证了什么。

因为有这种情形：教材被引证远远高于专著，一般化论文被引证远高于明显学术含量高论文。这是由于某个学科整体水平不高，什么人都以为自己能写出学术论文，相当多的所谓学术论文，一看标题就能够断定毫无价值，而这样的文章不在少数。

 

    七、关于成果看论文还看专著的问题

不同学科对代表作论文还是专著更有代表性的问题，由各学科自己开决定。我认为这是形式上的事情，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在于现在有些所谓专著比较水，这涉及对什么是专著的判断（与普及读物有时很难区分，因为有些书的普及成分、教材成份大于学术论证的成份）。还是论文和专著并重吧。现在论文有水平的不多，而做专著，就是码字也需要一些功夫的。对专著的判断，需要学术共同体作出定论（这种定论有时难以在“是－非”之间简单二择一，可以采用阶梯判断）。

需要提醒教师，一旦作为教材，就不是专著。若为了出版方便，把专著标注成教材，对此当事人自己承担责任，不能再算专著。两头的利益都要沾，这是现在的一种新情况。

 

    八、在指导思想上，我不赞同以下的说法：

“科教结合”，至少在文科层面，教育是很难与科研（尤其是理论研究）结合的，这个口号好听，但违背常识。教学是普及工作，科研高深而艰难，只有少数人有能力从事这样的工作，两者结合能出什么？至少在本科生层面不能“结合”，工作性质不同。

高校（特别是文科高校）主要是教育机构，讲课的性质是普及，普及与科研虽然有关系，但并非一回事。要求所有教师都以科研成果作为评职称的要件不合理，造成不少人上课对付，其他非教学事项上心的结果。真正有科研能力的教师是少数，多数人能够把教学做好就可以了。高校实行全民学术，结果只能是弱化了教学，也做不出像样的学术。

“突出围绕科学前沿和现实需求催生重大成果产出的导向”，这种短平快的要求是毁灭科学的短期行为，导向是错误的。

“聚焦前沿问题和现实需求，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这个导向成问题。现在不断地强调追逐前沿和现实，我们还能有后劲吗？哪有那么多的“前沿”？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是目前科研最大的问题，不纠正，早晚我们已有科学研究基础被抽空了。

“在本领域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被同行大量引用”，这个要求必须附加限定条件，否则会造成单纯追求引证率的现象。

“学术组织任职、担任期刊主编/编委、担任行业产业技术顾问”。这个衡量标准在中国国内最不靠谱，因为官本位渗透到这个领域已经很严重。现在只要担任了校长、院长，几乎同时就会是相关学术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离位以后往往又是什么行业的顾问之类。这样的标准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原则上不能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正因为有这样的标准，才发生各种争抢什么理事长、会长的纷争。

基础理论“需求与重大科学问题的有机结合，寻求科学研究重大突破”，这种强化功利目的研究，会造成我国科学研究建立在急功近利模式上，不利于长远发展。很多基础研究是不可能看到具体实用价值的，但作为一个大国，必须投入力量研究，这是一个国家科学实力的体现。很多基本粒子即使发现了有什么用？至少现在不知道有什么用，难道我们就不研究了？非要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科研便完结了。国家要有科研的长远规划，花大力气支持目前看不到功利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为未来的科学发展奠定基础。

“服务贡献”只把成果转化作为衡量标准，基础理论研究是不可能即刻转化为具体东西的，难道就不做了？这种评价导向是错误的。

团队要求中第一个便是“院士”，现在相当多的院士年龄很大，不能成为实际带头人；后来上来的院士当选过程中问题较多。这个头衔已经有所贬值，需要具体分析，不宜笼统地过份突出院士的作用。各高校争抢院士的背后是利益链条，相当程度上不是真的看中这些老头子的价值。

 

                                                         新闻学院  陈力丹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