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年）曾赴英国留学，学成回国后怀才不遇，乃发愤译书。所译之书对国人之影响，远非其他功业可及。他所译的《天演论》，主要依据赫胥黎的《演化论与伦理学》，又参酌了达尔文、斯宾塞二家之见。其主旨有二：一是介绍及阐述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客观规律，提醒国人奋起变法，救亡图存。二是说明人力在自然演化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与天争胜，号召国人自强救国。

《天演论》于一八九六年出版，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回忆说：”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般，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

严复此书以及其他作品，也谈到西方的重要观念，如民主与科学。以民主而言，先肯定人都有欲望，然后以”自营”与”群道”互相制衡；以科学而言，则讲求名实相符，与逻辑求真的态度。他说：西人之命脉为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政刑则屈私以为公而已。”由此可见，他综观中西文化，已能兼顾器物与制度二层，并且在理念层次也明显受到西方影响。

因此，针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严复大加反对，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甚至讽刺说：”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既然如此，眼前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要”全盘西化”。中国人”好古而忽今”，总说”今不如古，世日退”；西洋人”力今以胜古”，强调”古不及今，世日进”。两条路之间无法妥协，惟有全盘西化，国家才有转机。

他的具体建议是”变法”，他说：”天下有万世不变之道，而无百年不变之法。……古之圣贤人，相一时之宜，本不变之道，制为可变之法。”因此，他反对消极的保守立场，如宗法制度与民族主义；也反对积极的革命手段，如一九○五年他与孙中山在伦敦寓所相谈不欢。他还批评康有为与梁启超，认为”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因为此二人使德宗母子生衅，事败又害诸友牺牲，到了海外还要以保皇之名敛财，”恬然不以为耻”。事实上，在当时的政局中，只要有所抱负，就难免自陷于左右为难之境。即使是严复自己，后来也受袁世凯所惑，认为”一时没有第二人”，然后同意”筹安”帝制，以致由军国之梦走向军阀割据的局面。

专就理念而论，严氏因为主张全盘西化而对西洋宗教也表示肯定。相较于当时许多学习西方科学而倾向无神论的学者，他的见解颇有特色。他曾推崇景教（基督宗教之一支），特重其教化之效：”且吾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今夫不愧屋漏，诚其意而毋自欺者，中国大人之学也。而彼中笃信宗教之妇人孺子往往能之，则其说之无邪，可以见矣。”这段话掷地有声，但是有心倾听者不多。

严复晚年思想丕变，但是这一次变回”尊孔读经”的轨道，有如叶落归根。他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这段话无异于肯定在理念层次，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人的命脉所在，只是应该以现代语言及生活实践去重新展现其生命活力。他早期所谓的全盘西化，至此依然陷入中体西用的框架中。不过，单单就《天演论》及其他相关作品的译介与阐释，他就足以堪当”划时代的人物”之名。他在理念层次的论述，仍有待后人深入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