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处境如何呢？当时清朝无法抵挡列强入侵，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放弃闭关政策，开始认真考虑文化交流的问题，亦即如何学习列强，以谋取“救亡图存”的良策。

既然战争决定胜败，我们首先要学的自然是与武器科技有关的“器物层次”了。魏源于1842年出版《海国图志》，开拓国人对世界史地的知识，而他著书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林则徐更明确地说：“制船必求其坚，造炮必求其利。”这也就是“船坚炮利”的观念。但是，此一观念推行了二十余年，效果不彰，李鸿章于1864年说：“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然后第二年才积极设立“江南制造总局”，选拔及训练人才。这是从自然科学入手，希望早些在技术层次赶上先进列强。

结果如何？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打破了此一迷梦。当时清朝的北洋舰队拥有全世界第四位的海军装备，但是两架口径最大的炮筒，只有三颗炮弹，结果全军覆没。何以如此？因为慈禧太后把军费用于整修颐和园上了。换言之，没有良好的制度，任何器物都成了“无用武之地”。接着上场的是“变法维新”。

变法维新是光绪皇帝采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建议，于1898年五月所推行的新政。依康有为之见，清朝应该学习俄国彼得大帝，所谓“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后来他又认为中日地理相邻、国情相近，乃主张“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然而，变法所得的唯一结果是废除了科举制度，其他的政策未及落实，就被慈禧太后一党人所阻碍了，还造成谭嗣同等人死难的悲剧，跟着还闹出义和团事件，引来八国联军之祸。

制度上的变革原本不是三年五载可成，既得利益阶级必然形成保守的势力。这时需要教育与宣传，以凝聚新的共识。中国的专制皇权，依钱穆先生所说，有监察权与考试权作为二项制衡，亦即有专司进谏的御史大夫，也有依考试而晋用的天下人才，由此减低了绝对皇权的弊病，使政治保持某种合理状态。君主立宪在此一基础上，并非不能规划及实施。

康有为在事败之后，辗转逃往海外，成立“保皇会”，拥护满清帝制，反对共和革命。他说：“中国有中国的特别国情，如果一下要变为民主国家，那等于不用扶梯要上几丈的台，不但跳不上，还会摔坏身子的。”这番话也许来自他变法失败之后的心得，也许出于他“成功必须在我”的私心。知识分子在理念上的革新，有时要比一般百姓更为困难，亦由此可见一斑。

在船坚炮利与变法维新先后受挫之后，大家开始想到在器物与制度背后的理念层次。以民主制度为例，制度是指运作的规范而言，而理念则是此一制度背后的理想和观念，包括人权平等，重视民意等。光是“人权”一项，要让清朝同意各族群、各阶级的人都享有相同的权利，就是难以想象的事。传统的理念来源，显然在于儒家思想，但是儒家可以被理解为三纲五常的维护者，也可以被诠释为安身立命的原动力。

由于国势衰落，批判儒家并不使人感觉意外，但是儒家所留下的理念空位，要用什么来替代呢？既然西潮来势汹涌，莫之能御，我们是否从器物到制度到理念，全盘学习西方，以达到“救亡图存”的唯一目的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与中华文化的命脉有关；而对于身历其境的人来说，也是莫大的煎熬。此一“理念困境”从清末延续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依然是一个真实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