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辅大天主教士林哲学中心的一位研究员打电话来，说他们正在研究台湾士林哲学的发展，要访问我云云。我婉谢了他的好意，理由很简单，就是：我在辅大哲学系念了四年，学习了士林哲学的主要见解，但我不认为自己因而就有资格说自己属于士林哲学这个学派。

辅大给了我有关西方哲学的基础训练，使我明白哲学的第一课是「澄清概念」。意思是：如果要进行有效的思考与讨论，首先必须把你使用的每一个名词或概念「说清楚」，否则难免浪费时间或增加误会。譬如，如果有人问我「上帝存在吗？」我会请他先界定「上帝」这个概念的意义，然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通常这个问题就不了了之。当然，如果让我来说，我会先界定「上帝」，然后再定义「存在」，而这个问题就眉目清楚了。

我长期以来探讨中国哲学（简称国学），正是采取这个简单的办法。我们面对所有的非中国人（主要是指西方人），如果不能先用今天的白话文说清楚每一个重要的概念，那么谁能了解国学呢？

最明显的例子，是误用「人性本善」一词来说明儒家对人性的看法。我的策略如下：

一，先界说「儒家」。儒家是孔子与孟子所展示的一套思想。由于荀子在有关「天」与「人性」的观点上，与孟子大异其趣，并且教出两个法家学生（李斯、韩非），所以我所谓的儒家并不包括荀子。至于从秦始皇以后，有了专制帝王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许多学者（朱熹、王阳明等）的观点，自然也不等同于儒家。直至今日，处于自由开放的社会中，儒家思想才有重见天日的机会。

如果有人质疑我的说法，那么我要请教他：从西汉董仲舒以来的儒家学者何止千百，所说各自不同，谁说的是孔孟的原意？在判断孔孟的原意时，其标准又何在？当然，学术可以进步，但是像朱熹那样，因为自己主张「人性本善」而批评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说法，不是很离谱吗？

二，谈到「人性本善」，学者们依据的是孟子，亦即《孟子》书中两次出现「性善」一词。但是，「性善」是指「人性本善」吗？我的建议是：最好先参考孟子本人如何使用「本」与「善」二字。孟子谈到「人有本心」，但也可能「失其本心」。所以他所谓的「本」字应指「可以失去也可以重获的原本状态」，这样的「本」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指某种「力量」而不是某种本质。问题是：这种力量在何种情况下会展现，又在何种情况下会失去？孟子有他的答案，就是「真诚」。他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他还进而以「水向下流」为喻，说明人性与善的关系（《告子上》）。因此，如果尊重孟子本人使用语词的习惯，我们以「人性向善」来说明他的观点，不是显然要比「人性本善」更合适吗？我在三十年前（一九八四年）开始以「人性向善」来理解儒家时，原是受了《中庸》开头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语的启发。其中「率性之谓道」是关键。因为《中庸》二十章说「人之道」是「择善固执」，那么人之性是什么？如果是「本善」，又何须再去「择善」？如果是「向善」，才需要「明善诚身」，再努力行善，不是吗？

再看更关键的「善」字。孟子书中出现一百多个「善」字，用为名词的全都指示「善的行为」。如果「善」是指「具体实现的行为」而言，那么试问：人性如何可能「本善」？人性很清楚，只能是「向善」，亦即孟子所谓的：人若是未能行善，则心中「不忍」。因此，人只要真诚，并且顺从心之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去行动，所做出来的行为即是「仁、义、礼、智」。

朱熹为了肯定「人性本善」之说，硬是把「仁义礼智」说成是「人性本有」。但是，「仁义礼智」四者之中，特别是「礼」字，如何可能是人性本有？人性本有的只是「辞让之心」，而依此实践的行为才是「礼」。这么简单明白的道理，不知还有什么可以争论的？

学者们接受「朱注四书」，先入为主，以为孔孟的主张是「人性本善」。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位学者在讲完「人性本善」之后，不再接着说明「这不是你们所以为的『本来』是善」。既然这个「本」字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本来」之意，那么何必执着于朱注的解释？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孔子与孟子的观点吗？朱熹之前与之后的所谓儒家学者的说法，只能代表他们各自的学习心得，又怎能垄断我们的学习之路？

问题其实很简单，今天的国学必须面对全人类的关注。人性是人人都有的，古今中外皆然。如果谈的是信仰，不妨各行其是，像基督徒相信「人有原罪」，佛教徒相信「性是空的」，那么，儒家的「人性本善」也是一种信仰吗？没错，钱穆先生不只一次如此强调。但是，孔孟是宗教家吗？显然不是。

身为哲学家，必须对「人生经验」作全面而深入的反省，保持理性而开明的心态。谈儒家，若不能明白「人性向善」，恐怕难免被人误会是在谈某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