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先生留学美国三年（一九二一—二四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始教书，时年二十五岁。他于二十八岁时在中央政治学校兼任一门「近代西洋哲学」的课；后来又在中央大学讲授「科学哲学与人生」一科。他最早出版的一本书，名称就是「科学哲学与人生」（一九三六年出版）；但是内容只包括计划中的前五章（尚有十七章未写），亦即他讲「近代西洋哲学」的部分。

    首先，依例要简介哲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他以科学与哲学对照比较，指出四点：一，科学不尽是具体的；哲学不全属抽象的。只要是人类理性所开发的知识，皆有具体及抽象的双重性。二，科学的进步是由冲突中挣扎出来的；而哲学并非循环不已的私见。这两者皆有自我批判性，并且不断在改善之中。三，科学或失之武断；哲学常重视批评。四，真确的知识皆有实践性，科学如此，哲学亦然。

    其次，人对于自身处境皆有认识的愿望，并且在人生饱经历炼之后，会有情感的蕴发。这两者联系起来，获得完整的概念与系统的说明，即是哲学的起因。当然，由时代的发展看来，人类走出神话的天地，开始用理性来思索宇宙及人生的问题，就揭开哲学史的序幕了。

    西洋哲学始于希腊，在探讨宇宙万物的起源时，以经验所及的物资（如水、气、火等）来解释，由此摆脱了神话时代。方先生称此为「物格化的宇宙观」，「物格」表示与神格、人格不同，显然会侧重物质而忽略精神。自然科学依此大有进展，但是人生价值反而沦为疑惑。这种宇宙观引起两种反动：一是人本主义，亦即辩士学派所标举的：「人是万事万物的权衡。」但是，这里的「人」如果只是「个人」，而此一个人又依「感觉」为其依凭，则人类社会岂不难逃混乱？于是，经由苏格拉底的努力，推出第二种反动，就是：目的的唯神论。他的主张是：「神是造物主，是一切价值的保障者。惟其有神，所以世界上各种事象都有一个合理的结构、至善的归宿。」

    接着上场的是柏拉图，他提出法相界（或称理型界），做为现象界的原始典型，使变化无已的万物获得起源与归宿，尤其是人生行止对价值的企求与向往，也找到了至善至美的统会。如此一来，出现了上层世界与下层世界之间的「分离」。到了亚里士多德，虽然想以「形式与质料」，「潜能与实现」的双重角度，来解说上下层世界的联系，但是基本取向仍是重上轻下，无怪乎中世纪以宗教为主导的哲学会欣然接受亚氏的启发了。

    方先生当时对中世纪只是一笔带过，他说：「一千年间人类各方面之活动无显著之进步者，其由来已久，非一日矣。」然后，他集中探讨近代哲学，展示了丰富而完整的学术功力。近代欧洲在天文学上、史地上、政教上一新耳目，其自然科学的成就，「把我们从希腊形体有限的宇宙中解放到意味无穷的宇宙里，拓展我们智力的活动」；「把我们从听天由命的迷梦中惊醒到戡天役物的意境里，提高我们生活的情趣。」不过，这样的宇宙观虽合乎科学研究所需，但难免陷入唯物论与机械论的网罗中。

    继之而起的是生物学上的演化论，归结为尼采的超人哲学。方先生引述尼采所言：「同胞，快把你们的精神，你们的德业贯注于人间世！用你们的威权，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努力做个健者！努力做个创造者！」

最后，在分析人性时，方先生介绍了机械主义的心理学与动性心理学。后者受生物学启发，较为可取，亦即以人性为整全的、丰富的、可塑的，并与社会相依存。由于方先生此书只是计划中的前五章，所论无法尽兴。他的计划若能完成，则当另有三本同样份量的书。整体看来，方先生讨论西洋哲学，常能准确把握要点，又能全盘观照，评估其得失。国人若想学习西洋哲学，必将于此书获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