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九月初，我应邀前往韩国开会，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单纯的事。过去十年以来，我很少参加学术会议，更不用说出国开会了。邀请函在六月就寄来了。主题是“世界生活文化研讨会”，吸引我去的理由，除了韩剧中表现的儒家理念之外，还有两点：一是我是台湾唯一的受邀学者；二是信上说明有一位韩国学者大力推荐在下。

我抵达会场时，一位年轻的韩国学者出来迎接。我第一句话就说：“他们告诉我，有一位教授朋友大力推荐我，原来是你啊！”他一听这话，脸上有些惊讶的样子，马上立正站好，然后恭敬地说：“老师，我是您的学生，我从来不敢自称是您的朋友。”我请他不必客气，一谈之下，才知道他是十七年前在台大哲学系念硕士班的学生，毕业之后赴美攻读博士，学成之后返回韩国教书，目前在首尔的外国语大学担任教授兼所长。

接着，他满脸认真地说：“我还记得老师上课时，一直在解释什么是‘人性向善论’。”我一听这话，真是觉得感触良深。没错，我到现在依然在到处解释什么是人性向善论。我的解释当然要比以前更为充分也更为圆满，但是又有多少人（即使是听课的学生）愿意接受并且予以实践呢？

回想在台大教书二十余年，外籍学生以韩国来的最多，他们大都专心求学，礼貌周到，谨守学生的本分。我还记得有一位韩国学生在毕业离台前，特地向我辞行，并且说：“我根据老师所说的人性向善论，重新阅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发现没有一句话讲不通。反之，如果根据人性本善论，则有很多语句是矛盾的。」我特别珍惜学生的这种心得。“尽信书，不如无书。”同样的，完全相信老师说的，还不如没有老师算了。念书一定要回归于经典，亲自检证老师所作的诠释是否正确。如此一来，学生才能站在老师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

即使崇拜老师，也不能一字不改地照单全收。譬如，我最佩服的老师是方东美先生，他是使我对中国哲学产生无比信心的恩师。他是老一辈的学者，学术功力之深厚自不待言，但是有时随口说出的话未必都有明确的论证。譬如，他谈到儒家时，喜欢强调孔子、孟子认为：人性是纯善的、本善的、至善的。但是，他从来不曾为“善”下过清楚的定义。因为，无论就“善”是指动机（有心为善）或指结果（做到善行），都不易说得通什么是人性本善。

如果人在真实生活中确实有可能行恶，那么人性是否本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本善的人性却会行恶？或者直接思索：人性与善恶有何关系？人为何要行善避恶？进一步还须再问：孔子与孟子是如何理解人性的？如果没有清楚回答上述问题，就肯定人性是纯善或至善的，那么我们只能把这种说法当成“信仰”来看待，就好像基督徒相信人有原罪，以及佛教徒相信“缘起性空”一样，都属于信仰领域，如此就可以省去讨论的时间与力气了。

但是，儒家不是宗教，而是哲学。方东美先生也不是宗教家，而是哲学家。也正因为如此，方先生用心规划了一套人性提升的蓝图，希望世人由“自然人”的处境向上超升，发挥生命的一切潜能，走向真善美的境地，甚至要向神明看齐，使天国在人间得以实现。这样的构想，背后所肯定的人性应该是“可以走向至善”的。因此，说“人性向善”，不是更能合乎他的原意吗？

我的韩国之行，使我想起一位昔日的学生。当年教他的时候，是不会想到今天的因缘的。人生不正是如此吗？我现在的座右铭是“与人无尤”，只要能见个面，谈一谈，都是一种缘，我都会提醒自己“与人相处，不可互相责怪”，如此将使所有的缘都更有可能转化为“善缘”。人生苦短，广结善缘尚且不及，又怎能浪费生命，与人互相怨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