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算是侥幸的，他是关入集中营而在盟军解放时，极少数存活的犹太人。走出集中营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亲戚朋友全都成了冤魂。他认真询问自己：为什么在举目无亲，受尽苦难屈辱之后，还要活下去？他的心得归结为一派心理学，以“意义”为其核心，肯定：只要人生有意义，就值得我们活下去。

但是，怎么样的人生可以算是有意义的呢？答案有三：有工作可以做，有人可以关怀，有痛苦可以受。在此，先说明“意义”是什么。意义是指可以让人“理解”的部分。譬如，我每天这样过日子，很快就觉得重复而乏味了，那么，我的这种生活模式可以被“理解”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就有意义了。以下我们先就第一点来说。

有一天我搭乘地铁，上车之后没有座位，只好站着。坐在我前方的是两位女士，年近四十，她们显然彼此认识，一路都在聊天。右边的女士说了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她说：“我先生最近变成流氓了。”

我看她一眼，心想她先生应该是个中年人，怎么会变成流氓，走上邪路呢？左边的女士紧接着问：“不会吧，你先生年纪也不小了，怎么会变成流氓呢？”这等于是替我发问了，所以我竖起耳朵，想听清楚右边的小姐怎么回答。她不慌不忙地说：“我先生现在‘留’在家里帮‘忙’。”原来如此，她把“留”与“忙”这前后两个字，组成“留忙”，然后故意用谐音说成“流氓”，让别人大吃一惊，也达到了自我解嘲的效果。

这是一件“中年失业”的个案。真正遇上了中年失业，恐怕很少有人能像这位女士那么豁达，以如此幽默的口吻来描述。失业的日子不好过，我们有工作时，怎能不珍惜呢？

有一所养老院，曾经公布一项调查研究的结果，让我们对于“工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院方将老人分为两组，一组中，每人负责照顾一盆花；另一组的老人，什么事都不必做，纯粹只是休息养老。长期下来，观察所得的数据显示：在身体状况相似的前提下，第一组要负责照顾花的老人，平均多活两年以上。由此可知，一个人有工作可以做，哪怕只是照顾一盆花，也会激发更强的生命力，活得更久。许多人在退休之后，主动到医院或慈善机构担任“志工”或“义工”，这时他们所考虑的不是薪资待遇，也不是社会地位，而只是单纯的“有工作可以负责”，因为这样将使生活变得踏实。

我有一位朋友，当了三十几年公务员，退休之后一个月就觉得无聊了。原先真的没有料到，每天的上班“居然”是个甜蜜的负担。现在不必上班了，反而开始烦恼。他心生一计，就吩咐太太说：“以后你每天买菜之前，请先写一份菜单，由我来批‘可’之后，你才去买。”原来他上班所做的事，主要就是批公文，现在没有公文可批，只好试图批菜单了。

看到以上的说法，足以肯定工作是必要的。找到任何一份工作，都表示自己是有用的，可以发挥能力（心力或体力，知识或技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并且取得应有的报酬（包括薪资与身分地位）。然而，问题在于：有多少人是“乐在工作”的呢？工作的压力难道不是我们烦恼的来源吗？“做一行怨一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从反面来想，什么工作都找不到时，不要说没有待遇来维持生活，连自己为什么还要活下去都没有把握了。工作使人获得定位，在人群网络中成为互相支持的一个点。只要想到“如果没有我这一份工作，社会将会变得不一样”，心里就会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