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重视教育，鼓励大家好学。好学的效果十分明显，可以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增进专业知识与技能，在社会上取得安身的凭借。

但是，另一方面，“好学”似乎又很特别，譬如孔子就认为自己要比别人好学。《论语》两度提到有人请教孔子，弟子中有谁算是好学?答案都是一个，颜渊。只有颜渊一人算是好学，这标准未免定得太高，让人无所适从。

原因很清楚：好学须在具体的行动上表现出来，因为所学的是“人生正途”，光说不练是毫无用处的。孔子在晚年时，赞美颜渊好学，说他“不迁怒、不贰过”（《雍也》）。当时颜渊已经过世，听不到这样的评语。其他弟子大概也佩服颜渊，无话可说。

问题是：“好学”与“不迁怒、不贰过”有何关系?这是显示在颜渊身上的特定成绩，还是大家都应该共同接受的判断标准?我想，后者的可能性较高。

因为，迁怒与贰过，正是人性的通病。人有自由，难免犯错，犯错之后必须找个借口，否则心中不安。找不到借口，就转移目标，把怒气发泄在别的对象身上。迁怒的用意，是让别人—起承担自己的过错，好像在说：我不痛快，大家也别想痛快。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听以《大学》强调“洁矩之道”，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我讨厌老板怎么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去对待属下。这是恕道的引申。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而分辨人我关系。最难得的是，受到上司苛责，却还能宽待部属的人。所有怨怒到他为止。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由此可以加上一句，“怒气止于仁者”。

流言止于智者，怒气止于仁者。不迁怒的人，自然养成反省的习惯，经常考察自己的毛病与过错，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然而，孔子却叹息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他居然没有见过一个人犯错之后自我责怪的。由此可见人性弱点实在根深柢固。